2023年12月9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首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青年工作坊”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西区1327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近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内外关系的多维互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参与会议。

开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陈鹏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中央民族大学校友会历史文化学院分会会长刘翠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永志分别致辞。

彭勇教授追溯了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历程，对学科已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许，同时指出学院该学科队伍正处于代际传承、交替的过程中，是以本次会议对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鼓励青年学者再接再厉，利用好学科平台，开展跨学科研究，取得更好的成绩。

刘翠兰老师原为历史文化学院党委书记，也是学院院友。她回顾了自己曾经的求学生涯和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经历，强调此次会议的丰富意涵。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校友会历史文化学院分会会长，刘老师希望各位参会学者在交流互鉴中碰撞出思想火花，也期待各位校友、系友能心系学院，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建系70周年建言献策。

徐永志教授以“应变与守变”、“守正创新”、“互补与共创”三组关键词为核心，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学院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有待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他以自身从教经历为线索，介绍了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过往成就，及其以近代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为研究特色的特点。他期待能借此次会议集思广益，在区域史、医疗卫生史、历史人类学等多领域、多学科的影响下，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符合民大定位的学科创新之路。

与会学者合影留念后，本次工作坊进入分组研讨环节。第一组讨论会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马金生教授主持。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冯翔博士的《旁观者之眼：英属印度媒体对西姆拉会议之质疑》一文以英属印度媒体对西姆拉会议的相关报道为中心，以社会舆论切入，力图揭示西姆拉会议的真实历史侧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张心雨的《清代蒙古监狱制度考述》一文，考察了清代蒙古的监狱制度及其实践，认为其体现了内地与蒙古法律文化相互交融的特征，且清廷借助监狱制度强化了对蒙古司法的干预，促进了边疆法理秩序的巩固与统一。中华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邵华博士的文章《环境史视野下的清代畿辅旗民分野体制及影响》，将制度史、政治史与环境史相勾连，论述了“旗民分野的社会体制”对近畿州县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灿的报告《内阁不预军事？——军谘府与清季中枢权力结构的失调》，重点考察了军谘府与军机处二者围绕清末新政时期中枢权力的争夺而引发的斗争。她指出促进军制转向的积极因子被主事亲贵不加限制的权力扩张遮蔽，致使王朝中枢结构失调激化矛盾。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海建的《清季内阁改制的概念来源与思想路径（1840—1900）》一文，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了清末“内阁”一词的概念来源与思想来源，指出清末试行的所谓责任内阁制并非是对西式内阁体制的纯粹移植或异化。

第二组讨论会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晨怡教授主持，主要集中于概念史等论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自中书的《何为“蓝衣社”：基于中文报刊的概念史研究初探》一文，将“蓝衣社”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分析其建构、传播和流变的过程，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反映的社会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鹏、刘佳贺的论文《他者建构与自我省思：“远东概念”在近代中国》梳理了“远东”“近东”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入和传播，指出“远东”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西方殖民者制造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概念，更是建构东西方关系的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文化概念。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红兵的《“应方来之世变”：李大钊思想中的“进化之理”与唯物史观》一文，将目光聚焦到“一战”前后，分析李大钊如何以“进化之理”和唯物史观作为“应方来之世变”的思维工具，以及如何处理进化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史可人的《中共对“愚公移山”话语的建构与运用》一文将视角聚焦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梳理其重新建构“愚公移山”这一传统寓言的史实过程，探究了中共在革命年代、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段下运用“愚公移山”进行政治动员和价值导向的特点，指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共的党性、执政纲领和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等促成了“愚公移山”的政治文化建构，也为此传统寓言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助力。

下午第三组讨论会系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袁剑教授主持。北京舞蹈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韩非凡的《商人团体与地方社会——以民初保定为中心》一文以保定这一地区的商会、同业公会等组织为视角，通过考察保定商人团体的建立、发展过程以及其参与的社会活动等史实，总结保定商人团体的发展特点，并揭示了该地区商民生活的诸多面相。他指出从保定商人团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地方商业基础薄弱，受时局剧烈变化之影响，保定商会有“总商会”之名，而无总商会之实，作用有限。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闫妍《从澳门到上海：葡萄牙人社群的形成与发展》一文，通过档案、报纸、期刊等资料梳理了在香港和澳门两地的葡萄牙人随着上海开埠辗转到上海定居，并在上海形成一个庞大的葡萄牙人社群的过程。她指出作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早期建设者之一，来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将整个社群的命运和上海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建设，尽管遭遇战争的洗礼，葡萄牙人社群仍与这座城市同频发展，最终将这个曾经漂泊而来的异乡变为故乡，实现了从“澳门人”向“上海人”的转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安劭凡的《制造恶霸地主》一文，考察了京郊的土改以及京郊的反地主恶霸事件，通过对京郊张西田、陈慎初、双德立等个案的分析，探讨了恶霸地主的集合性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他指出这种集合性概念是为了通过土改、划分阶级而进行的有意塑造。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毛晨报告的《战时政企关系视阈下的工矿调整处初探（1938-1945）》一文，详细梳理了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处在战时非常态的时空背景下从设立、运作到撤销的历史脉络，探析了这一经济行政机构对抗日战争与大后方工矿建设的成效、局限及其原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新中国史研究院助理教授金伯文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币经营与运转（1941-1945）》一文，以华中根据地的货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华中根据地的货币如何嵌入流通领域，及其在根据地支付、计价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根据地货币发行策略的转变等问题，在关照货币斗争的同时，进一步还原了抗战时期华中根据地抗币发行策略的演变、流通格局与运转实态。

第四组讨论会是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杜玉芳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思宇的《建构与实效：中国共产党党团制度与党的全面领导的形塑（1921-1945）》一文结合各个时期的档案文献、期刊、回忆录史料，梳理了党团制度的实施方式与运作过程，探讨了影响党团制度的设立、完善的内外因素，并以党团的制度建构与实际效用为切入点，探究了中国共产党确立党对群众和政权组织全面领导的复杂实况。他认为，党团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师法苏俄，移植制度，并在群众运动领域初步实践，确立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坚持在白区发挥党团作用的同时，在苏区以党团制度，确立和规范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抗战时期，党团制度逐步完善，参与形塑根据地党政群同心圆式一体化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馨蕾的报告《从流亡学生到职业革命家：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鄂豫边区知识青年群像》，聚焦于全面抗战爆发后流亡至武汉的青年知识分子，重点考察了这一群体走上革命道路，并逐渐蜕变为职业革命家的曲折过程。她指出，中共鄂豫边区的知识青年在个体际遇与民族危亡、国共政争的事业碰撞中，逐渐学会抛弃私心、私欲和私情，在历尽种种考验和磨砺后，最终蜕变为真正的职业革命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潘怡君的《战时中共伤兵的疼痛叙事及思想疗愈》一文，在以“人”为中心的生命史学的研究取向的关照下，主要关注中共战士受战伤后的疼痛表达，以及中共如何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缓解伤兵的疼痛这一问题，指出在时人日记、报刊、回忆录中多有士兵负伤后肢体疼痛和精神痛苦的自我表述和他人记述。杜玉芳教授认为，该研究以个体生命史观的视角展开研究中共伤病的疼痛叙事，研究角度细腻生动。

在圆桌会议自由发言环节，主持人周海建对与会学者和会务人员表达了谢意，并邀请各位学者对今后民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建言献策。对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永志教授强调要“守正创新、合作共创”，并从学科的发展定位、队伍建设、体系化发展等多方面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金生教授亦提议，应从史学前沿等课程的开设、教师的培育、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等方面进行发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马思宇建议，一方面要不断推动交叉学科的发展，培养特色人才，另一方面学院可借助三交史，发展自己的特色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梁馨蕾认为，可通过组织读书班等活动，增加学生的读书活动，同时鼓励学生主动查档案、参加学术交流等，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杜玉芳教授建议，加强与其他高校、研究所的学术交流与教研合作。最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陈鹏在总结讲话中表示，此次工作坊的圆满举办，不仅增进了学术交流，也得到了关于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方面的许多宝贵建议，对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供稿：张润秋 高璇

复审：赵毛晨 邵华

终审：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