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4日，历史文化学院“田野历史调查方法研习营”第四场讲座《重返通史现场——天津义和团运动的田野考察教学实践》，由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艳春副教授主讲，对谈人是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李扬副教授。

讲座伊始，罗艳春老师介绍了部分在田野教学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的田野经验总结性著作，分享了自身接触和参与田野考察教学的经验，并由此引入其对天津杨柳青、河西务与葛沽的田野考察。

对于田野教学模式，罗老师认同张侃老师在《走进历史现场：论田野工作与大学历史本科教学》中的观点，认为学科共识的困难是“田野工作”过程中的难题之一。如何使不同方向学生都能从田野教学中获益，罗老师认为或许回到原本的历史脉络中，采取重返/回访的教学方式会有较大收获，并强调回访的现场应以我们在通史中比较熟悉的历史事件为主。罗老师以天津博物馆的《天津人文的由来》与《中华百年看天津》为例，提出各地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能够很好地展示小历史与中国大历史对接的历史节点，从而为重返历史现场提供便捷的线索指引。罗老师对近些年在天津地区的考察活动进行串联梳理后，发现义和团运动是比较具有普遍性的通史背景。

影响田野调查成功与否的重要一环便是田野之前的准备工作。罗老师言传身教，为我们展示了大量前期阅读文献资料。

准备工作完成好后便要走进现场，罗老师接下来为我们展示了吕祖堂、小南河村以及独流镇三个现场调研的实例。吕祖堂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义和团坛口遗址。罗老师首先对比了1988年地名志中的地图以及现今的网络地图，确定了吕祖堂的地理方位。通过相关史料的分析，吕祖堂从明初天津卫的屯中祠堂，经历清代王氏家族的修缮维护，后成为义和团坛口的演变脉络得以呈现。罗老师提出，将历史脉络梳理清晰后，我们便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对现场进行分析。而在吕祖堂展示的霍元甲照片也引起了罗老师对其在天津的第二个田野点小南河的思考。

小南河村是霍元甲的家乡。霍元甲武术大师的形象建构，是在其逝世之后才逐渐完成。在关于武术到底是糟粕还是国粹的讨论风潮中，霍元甲的画像随同传记被登载在1916年的《青年杂志》上，其作为义和团的对立面，保护教民的形象也随之定型。1924年以后，霍元甲的爱国武术家形象，随着小说、绘画的创作而流传愈广。1934年，《静海县志》中也记载了霍元甲的事迹。1944年，霍元甲的形象被搬上了荧幕，此后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断层，直到1972年才在香港又重新兴起。1981年的电视连续剧《大侠霍元甲》在大陆产生了广泛影响，霍元甲形象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在对霍元甲形象进行充分的学术梳理，并在地图中确定了小南河村的地理位置后，罗老师率领团队进行了现场调研。在田野考察过程中，罗老师发现，历史上的霍元甲在小南河村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相较而言，一座有着奇异传说故事的马爷塔似乎更引人关注，直到如今在村中比较有话语权的仍旧是马姓家族。尽管在与村民的交流过程中并不顺畅，但罗老师辗转联系到小说《霍元甲》的作者，通过访谈对小南河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结合当地近年来对霍元甲历史资源的发掘，通过文献与田野考察，罗老师全面探究了霍元甲形象的建构、遗忘与再发现过程。

历史上与小南河同属一县的独流镇同样也流传着霍元甲的故事。独流镇是义和团“天下第一团”所在地，同时独流商会也是天津商会档案中作为县一级商会被反复提及的案例，加之日本学者对独流镇前期研究的丰富成果，都吸引罗老师来到独流镇进行田野调查。罗老师充分运用网络资源对独流镇进行了前期研究，搜集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梳理了学术研究传统，归纳出初步的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罗老师于2017年至2019年间，先后对独流镇、北刘村等进行了田野调查，并由此尝试进行一些空间解读与推测，认为包括义和团“天下第一团”的建立等历史事件的发生，与独流镇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罗老师认为，在田野教学中所谓的重返历史现场，实际上便是将大历史的叙述进行在地化，从不同群体的角度去看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影响，这也是通过田野考察反思传统史学的目的所在。最后，罗老师对其观点做出了总结，认为田野的意义并非在于寻找文献，而在于解读文献，在田野过程中要具有想象力，去理解田野的历史变迁过程。

在罗艳春老师讲座过后，李扬老师依据自身经验对整场讲座内容做出了梳理：第一，要对前期成果有充分的吸收，包括对前人调查、本地学者、国外学者的研究等。第二，文献基础要非常扎实，前期工作要充足。第三，选题与中国大通史对话，回应了学术界对历史人类学、区域社会史“碎片化”的批评。李老师提到在区域社会史中地理环境不能仅仅作为问题的背景，而应该作为问题的一部分，引入到研究之中，认为罗老师对于地理背景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最后，罗艳春老师对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解答。“田野历史调查方法研习营”第四次讲座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