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7日上午10点至12点，“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70期在中央民族大学丰台校区明德楼103教室开讲。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磊教授受邀做“中印关系视角下的印度核政策演变”专题报告，本次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胡晔老师主持，河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系王勇老师线上参与讨论。胡晔老师首先对刘老师研究方向、学术成果进行简单介绍，参加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

刘磊教授从中印关系的视角出发，讲述了1947年至今印度核政策的演变历程，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和平核政策”到“和平核爆炸”（1947-1973）；2.不放弃核武化选择的近核政策（1974-1998）；3.现实主义核政策时期（1998年至今）。

自1947年独立开始，印度就决定必须独立、自主、自由地发展核科学技术，同时广泛寻求国际合作，其民用核项目在英、加、法、美等国援助下，开局发展较好。印度在接受外国援助的过程中一直试图避免外国对其核政策的干涉，在核政策制定上保持独立的地位。1964年夏斯特里政府上台以及中国试爆第一枚原子弹，印度开始逐步研发核武器、发展核力量。1966年英迪拉·甘地夫人就职，她认为核能力是现在世界大国的标准之一，因而在1969年接受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增强印度在核科学和核能源方面能力的核能源计划。

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兰进行了一次代号为“佛陀的微笑”的地下核试验，此后，印度历届政府均坚持一种“模糊政策”，即坚持不放弃核选择，以非公开的方式发展核武器，但又不宣称自己是有核国家。1977年，印度人民党德赛政府实行有限反核的政策，坚持独立核能发展权。1980年英迪拉·甘地重新执政，她抛弃德赛关于不进行核爆炸的保证，开始实施“综合制导导弹计划”，重点发展核运载工具。1984年，拉吉夫·甘地接任总理，他在表现核能力的同时，并不支持走出核武器化的实质一步。进入90年代后，印度国内政治进入严重不稳定阶段；国际上，苏联解体后失去重要外援，巴基斯坦稳步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以及中国的进一步的发展等都让印度感受到名种不安。在这些内外因素驱动下，印度逐渐走向核武化。

1998年人民党上台后，印度开始放弃执行了24年之久的近核战略。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进行了两组共5次地下核试验，代号为“力量”。在核试验的15个月后，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顾问理事会发布《核原则草案》，标志着印度最终走上追求公开核威慑战略之路。

刘磊教授认为印度核武化道路有其自身逻辑，从内部看是由于其大国地位的追求、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内政治斗争；从外部看是印度所定义的诸多外部安全威胁、国家荣誉与国际地位等因素。而中国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只是关键的外部因素之一，更是一种宣传上的借口与掩护。在有核世界里，印度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国家在追求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梦想过程中发展某种形式的核力量是符合自身逻辑的。

讲座结束后，胡晔老师对刘磊教授精彩生动的讲解做了总结，刘磊教授的讲座与我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课程结合，开拓了学生的视野。河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系王勇老师就“冷战时期IEAE安全保障机制对于无核国家借口和平利用原子能进行核扩散的限制性作用”问题与刘磊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本次讲座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