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9日晚7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61期在文华楼西区1327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题为《再释“南京奇迹”》，主讲人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汉藏佛教研究中心沈卫荣教授。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建东副教授主持，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教授进行与谈。

讲座伊始，沈卫荣教授阐述了何谓“南京奇迹（Nanjing Miracle）”，强调了永乐五年（1407）明成祖邀请五世噶玛巴（bDe bshin gshegs pa , 1384-1845）于南京灵谷寺主持“普度大斋”一事在明初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性。明代文人墨客对该事件保留了大量记载，时人更是围绕此事绘制出一幅长达五十米的《明太祖荐福图》。该图不仅图绘了这场法会的盛况，而且保留有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件由汉、藏、蒙古、回鹘文和古傣文（百夷文）五种文字所作的题记，因此这段历史和这幅长卷备受后世国内外学者瞩目。

然后，沈卫荣教授从“为何一场超度先祖的‘普度大斋’要从遥远的乌思藏专门请一位藏传佛教的上师来主持？”“如果他主持的这场‘普度大斋’只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汉式水陆法会，如此神奇的‘南京奇迹’又从何而来？”两个问题入手，开始了对这一事件的还原。据明代文人笔记中所载，这场“普度大斋”中上师教授信众昼夜念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沈教授以此为切入，指出这场“普度大斋”并非司空见惯的汉式水陆法会，而应与藏传佛教中的观音菩萨修法有关。进而沈教授详细讲述了大宝法王噶玛巴与观音崇拜、永乐皇帝与哈立麻所传“胜海观音”的种种史实，指出这场“普度大斋”实为藏传密教的“大坛城仪轨”，即一场以修习胜海观音菩萨为主的超度亡灵的仪轨。

随后，借由永乐五年“普度大斋”一事，沈卫荣教授谈到多年之前在国家图书馆发现的两部明初编集的汉译藏传佛教观音菩萨修法集成《观世音菩萨修习》和《观音密集玄文》，他指出这两部文集收录了二十七种西夏、元、明三个不同时代翻译的观音修法，这些修法门类众多，所传观音修法涵盖哈立麻噶举派（Karma bKa’brgyud pa）、枯噜布噶举（Khro phu bKa’brgyud pa）和萨思迦（Sa skya pa）等多个教派的传轨，充分说明藏传密教的观音修法于明初中国早已是一种流传很广的修法了。他特别强调，这二十七部观音修法中，至少有三部修法有明确的题记为哈立麻尚师所传。而像“普度大斋”此类为亡灵超度、荐福的仪轨，在藏传佛教中属于事业法的范畴。虽然在二十七部观音修法中并没有见到直接与超度、荐福仪轨相关的文本，但三世哈立麻上师览荣朵儿只（Rang ’byung rdo rje）文集中收录的一部《胜海观音法门除障仪轨》，正是哈立麻噶举派所传的专为超荐亡灵设计的一部胜海观音修法仪轨。永乐五年南京灵谷寺这场“普度大斋”或是以这部《胜海观音法门除障仪轨》为底本而进行的。

通过对“南京奇迹”的重新释读，沈卫荣教授最后总结道，永乐五年南京灵谷寺举办的这场“普度大斋”并非是永乐皇帝的政治秀，他迎请五世哈立麻上师，并在南京灵谷寺举办一场以“胜海观音除障仪轨”为主题的藏传密咒坛城大法会，来为其父母和天下亡灵超度、荐福，已经透露出他本人具有很深厚的藏传佛教信仰背景。“普度大斋”的成功举办，不但表明藏传佛教于明初中国已经有不浅基础，而且为藏传佛教今后于明代中国的广泛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此外，沈教授还强调，以往论者喜欢将元朝不足百年而亡的原因之一归结为蒙古君主们对藏传密教的过分信仰，认为继元而起的明朝君主一定将此作为前车之鉴，故拒绝接受藏传佛教，不允许它于明朝宫廷内外传播，这样的说法显然与明初的历史不相符合，事实上，永乐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远甚于蒙古君主们，藏传佛教于明代中国传播的规模和深入程度也远胜于其前朝。

讲座结束，彭勇教授高度评价了沈卫荣教授的讲座内容，指出沈老师的讲述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明史的另外一扇窗户，并在随后围绕明史相关问题进行与谈。首先，彭老师提到了《明太祖荐福图》的年代、绘者问题，指出这幅长达五十米的画卷能够自永乐年间保存至今，画面色彩依旧艳丽，这种作画工艺和保存技术是十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然后，彭老师围绕明成祖在此次“普度大斋”中的动机，谈及了明成祖的身世和生母等问题，并简述了学界目前集中流行的观点。最后，彭老师与沈老师共同围绕藏传佛教对元、明两代上层政治的影响进行了交流。

与谈结束，沈荣教授对现场同学们的发言提问一一做了详细解答，本次讲座在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