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7日19时至21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55期在文华楼西区1327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研究员，题目为：《田野与档案的对话：以八旗研究为中心的思考》。本次讲座的主持人为我院赵令志教授，校内外师生通过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正式开始前，主持人赵令志老师基于本次讲座的主题，结合自己既有的田野调查经验，强调田野调查相较于传统的历史文献考据的方法，能够为民族史、社会史提供新的研究价值。随后，赵老师对主讲人邱源媛老师近年的主要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介绍。

邱源媛老师首先展示出一副基于光绪《畿辅通志》绘制而成的《清代直隶地区旗地分布图》。由此指出，到清朝末年，直隶省的许多地区，旗地所占比重仍然很高。但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认识却与她后来进行的相关田野调查研究的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出入。这便引发了邱老师对与“‘消失’的旗人群体”问题展开探究，进而对此前制度性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批判性认识。通过分享调查研究所形成的口述史资料，邱老师指出，旗人后裔邓氏家族对“燕王扫北”等故事的记忆以及他们对自身身份的下意识判定很有研究价值。不少旗人后裔会脱口而出，声称其祖上是“燕王扫北时来的”“从山西过来的”，然而，他们对于祖上在清代曾经是旗人身份却记忆模糊或语焉不详。通过进一步调查，可以发现这些受访者并没有刻意隐瞒其在清代的庄头身份以及庄头的某些生活细节。这种档案记载和田野访谈的差异引发了邱老师对于“旗人、民人之间身份的流动性”的进一步思考。

紧接着，邱老师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对旧有的“旗人”和“民人”之间在身份上具有严格界限的认识提出质疑，认为“旗人”和“民人”在身份上具有流动性。清代实行旗民分治政策，旗人不隶州县，不入民籍，由八旗系统单独管理，在制度和法律层面，“旗”与“民”具有较大差异，然而民众的实际生活从来不是如此泾渭分明的，现实生活中“舍民称旗”或“讳旗称民”的现象普遍存在。同一家族甚至同一家庭内部，家族成员既有民籍又有旗籍的现象并非个案，某些成员甚至不断变换“旗”“民”身份，游走于八旗系统与州县系统之间。看似森严的制度与法律存在模糊地带，诸多政策漏洞为投机者提供了空间，呈现出旗、民间的双向流动。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邱老师将调查结果与清朝官方遗留下来的档案和文献进行追踪，提出，如果对两者进行结合，田野调查可以在学术研究上提供新的问题意识导向。通过对1910——1949年北京地区旗人的数量变迁进行调查，邱老师对清末民初的政局变动展开了深入思考，认为旗人数量变动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之后，为了生存，不少旗人刻意隐瞒自身身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此外，在人口调查方面，也存在着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官方的调查侧重点产生了转变，新中国时期，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满族调查部分的重心明显倾向东北三省，尤其是辽宁省。其二是田野调查工作者对于“八旗”“旗人”这样的概念并未抱以极强的问题意识，这样就会使得很多调查内容（尤其是八旗社会、旗人身份认同等方面）有所缺失，进而无法对华北农村的许多问题进行有效解释。因此，邱老师对自己的研究思路进行总结后，指出要以制度史为基础，在“文献”与“田野”中反复多次进行转换，进行考据式的研究。

而后，邱老师以“地方文献与官方档案”作为主题，分享了自己探索官方档案和地方文献之间的关系后所得出的经验：中央档案、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属于不同的史料，这决定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中央、地方、民间也正是审视清代政治、社会的不同维度。研究视角决定了史料的选取，同时史料的选取又反过来强化了视角。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史料，都会或多或少存在由于近似的书写视角、编撰性质、体例和用途，存在大量程式化内容，呈现出相当的同质性。清代史料浩如烟海，学者们不可能熟知每一种类型的史料，在现实中必然会因自身学术训练、学术背景而选择某种史料，尤其是利用中央档案的学者群体与利用民间文献的学者群里，二者的问题意识、研究取向差别甚大。研究八旗人群、八旗社会有特别的史料优势。邱老师分享了自己在怀来县进行田野调查的经验，一个显例是民间碑文对于清代民间水利纷争问题有着独特的叙述话语：自顺、康时期的旗、民纠纷，到雍正五年当地生员叩阍告状，再到乾隆三十一年建庙立碑，一百余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从纷争、解决、制定协议、立碑建庙的整体过程。而官方档案则揭示出另一番情况：纷争不是机械地发生在旗人与民人之间，旗、民并非决然对立，人们不断结成不同组合的共同体，不断变化分享利益的对象。多起案件相互之间关联紧密，随着利益的改变，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这反映出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清代旗人基层社会的重要启示：实际上，国家在地方事务方面并没有缺失，只是相关的档案资料记载并不完善，这种情况进一步强调了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于研究八旗人群、八旗社会方面具有特别的史料优势。

基于上述讨论，邱老师在讲座的最后部分着重探讨了“八旗研究的可能性外延”的话题。她指出，八旗研究，是清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孟森先生、王锺翰先生直到现在，一代一代的学人在这个领域耕耘，强调满、蒙等非汉文文献的利用，以八旗制度、旗人群体、延伸到当前囊括更多内涵的满学为主体研究。重视满文等史料，从八旗研究出发，以非汉视角审视清代统治，强调清王朝的独特性质，这些思考维度极大开拓了研究视野。但八旗视角下的清史研究同样存在着局限性，八旗研究大多集中在八旗制度史、宫廷史、政治史、军事史、边疆史等领域，关注的区域大多集中在东北部、北部、西部等地区，人群多为旗人群体、非汉人群为主。相对来说，对于传统汉族区域、传统研究问题的涉及并不多，与清代社会史、区域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领域在客观上存在隔阂，这是八旗视域下的研究者需要去跨越的一道沟壑。邱老师对这种现状进行了思考，认为引入“历史人类学”是一个可行的路径。金、元以降，作为王朝政治中心，华北最为明显的地域特征是国家的强大投影，政治事件与国家制度对其基层社会的渗透直接而深入，相应的，基层社会对国家的感应也甚为敏锐，反应迅速。华北区域的族群冲突、融合、迁徙、流动不仅形塑了本区域历史，对中国整体大历史的走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众多族群的共存，彼此之间势力的消长，多种语言、文化的交融，“多元”与“融合”默化成为华北的日常。辽、金、元、清等朝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存在不同程度的二元性，然而囿于史料及研究视角，以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家制度层面，很难深入基层社会。清代浩瀚的档案为讨论二元视角下的民众生活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细节，使得相关研究成为可能。八旗制度、旗人群体和社会是研究华北区域史不能忽略的重要部分。

在本次讲座的总结环节，邱老师提出：作为清代最为根本的八旗制度，对传统的汉人区域、以汉人为主体的民人群体、汉人事务，到底有什么影响，是她在讨论八旗问题时一直思考的问题。八旗制度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的覆盖面绝不可能局限于其制度本身所涉及与管辖的区域，它的影响与冲击也绝不仅仅只波及旗人群体和八旗社会。将八旗制度的研究视野扩展到非八旗范围，是客观考量清代政治与社会的重要维度，也是研究八旗的学者需要有意识迈出的一步。以经济史为例，邱老师思考了八旗制度在经济史领域产生的作用，而且由经济史向政治史和制度史进行回望式关怀是十分必要的。在邱老师进行总结之后，赵令志老师提出了自己在研究“计丁授田”的问题时产生的对“国家政令落实的实际情况”的思索，认为并不能完全参照会典事例和各部则例进行研究，田野调查也是一种重要的补充方法。

最后，邱老师和赵老师针对同学们提出的“内务府庄头、王府庄头和民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王庄的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旗人的土地所有权”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讲座结束之后，师生们进行了合影留念，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