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0日，天津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杜勇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作了“从昭王南征看康宫问题”的专题讲座。讲座深入浅出，新意迭出，语言生动，受到热烈欢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教授最后进行了总结，解读精审，高屋建瓴。讲座由丁慧倩老师主持。

康宫问题是中国先秦史学界在金文断代研究方面长期争议不决的重大问题，其是非曲直直接影响中国早期文明历史的重写与建构。杜勇教授首先从昭王南征分析入手，形成强烈的问题意识。《左传·僖公四年》明言：“昭王南征而不复”；古本《竹书纪年》记昭王伐楚，分为周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两次，第二次“丧六师于汉”，或“南巡不返”。第一次昭王涉汉伐楚，有将领“俘金”“唯归”的记功铭文，是符合事实的。但昭王第二次南征既然丧师陨命，全军覆没，何来颁赏的天子，又何来领赏的将士？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学界认定的昭王第二次南征的青铜器铭文，在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月还有周王及其将领的活动，显然不属于昭王十九的史事。因为昭王“丧六师于汉”决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年底，更不可能在昭王十九年的次年。细致分析“王在”和“伐虎方”两组青铜器铭文的年历与史实，证明应是周康王经略南土的军事行动，与昭王南征遥不相涉。学者之所以有这样的误判，原因在于受到“康宫原则”的羁绊，束缚了视野和思维。依据“康宫原则”，凡铜器铭文中有了“康宫”字样，就一定是康王死后铸作的铜器，理由是康宫为康王之庙。然从令方彝和新出曾公编钟看，早在成王时代东都成周就有康宫这一建筑，因而康宫不可能是成王之子康王的宗庙。

最后杜勇教授指出，用青铜器铭文来补充文献史料的不足，重写早期文明史，必须对金文断代有正确的说明，否则将会造成资料的误读和史事的错位，致使历史真相淹没在一片疑云迷雾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既不能不加鉴别，照单全收，也不能随意剪裁，自取所需，必须下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证工夫，才能求得可靠证据，用以立说。史料经过精心考证，辨伪正误，可以引导历史研究走向更远大的目标。倘若不加周详考证，偏执一端，顾此失彼，则无法打开历史真相的大门。

讲座结束后，线上和线下的同学们还与杜勇教授作了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在治学思路和研究方法受到不少启发。本次讲座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