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6日晚，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大史韵系列讲座”在文华楼西区1327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主讲人为我院教授哈斯巴根教授，校内外师生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哈斯巴根教授从“国语骑射”作为切入点，对于口外察哈尔地区的牧厂进行了介绍，并指出口外察哈尔地区在平定准噶尔之前是作为核心地带而存在对的，而非先前清代蒙古史等领域研究中认为的边缘地带。同时，哈斯巴根教授还指出在对于这一地区牧厂的研究中，对于王公牧厂的研究是相对缺乏的。

第一部分，哈斯巴根教授介绍了口外察哈尔八旗牧场的位置、幅员以及设置来源。首先，哈斯巴根教授对于王公牧厂的名称进行了探讨，指出牧厂一词满语为 suruk( 苏鲁克) ，是蒙古语sürüg 的借词，汉译为“牧厂”“牧场”或“牧群”。按照清代汉文文献上的习惯，在此采用“王公牧厂”一词。随后哈斯巴根教授对于讲座的支撑史料——国家图书馆藏《察哈尔八旗地图》进行了简要介绍。该地图一函九幅，其中总图与张家口城市图各一幅，其余七幅除左翼镶黄旗外每旗各一幅。其反映了察哈尔各王公牧厂的数量，通过整理得出清末八旗察哈尔口外王公牧厂共有29处。

在地图中，王公牧厂位置整体处于长城以北地区。在察哈尔八旗中，正黄旗所占面积最大，周围一千四百余里。最小的是镶蓝旗，周围五百余里。在此提到的“里数”为牧厂所占土地的周长。各王公牧厂中怡亲王、豫亲王和富贝勒牧厂因连在一起，面积就比较大，三个牧厂周围共有六百十余里，比镶蓝旗面积还要大。在此提到的十几个牧厂中，大概一半是占有周围一百里的面积。八旗察哈尔的各苏木相差不多，或比一般苏木还多占一些土地。

哈斯巴根教授通过数个事例指出王公牧厂的来源有三种，一是宗室铁帽子王公的资产。二是皇子分封获得。三是军功赏赐。其中宗室王公或功臣后裔中只有世爵世职子孙方可承袭牧厂。

第二部分，哈斯巴根教授介绍了清中后期口外察哈尔八旗牧场的开垦情况。在康熙时期，直隶、山西等地的民人就已经在口外察哈尔地区形成了相当面积的农垦区域。至清中期，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直隶和山西的地方官不断向朝廷建议开发察哈尔地区，加之平定准噶尔后王公牧厂畜牧只能减弱，因而出现大规模私垦以及官办升科的情况。

在恒禄管理牧厂时，承认现有私垦，对已开垦的牧厂每亩征银一分四厘，同时禁止新增私垦。这是一种“受限的”开垦方针，并成为了后来处置私垦的成例，清政府试图以此一方面保证正常游牧，另一方面保证开垦有序进行。此外，清政府还在农牧交错地区对前来开垦的民人推行划清界址、推行保甲制等措施，但由于续垦不断，此些措施未能起到控制开垦速度的作用。

乾隆三十年到五十年，清廷推广官垦升科，即改变王公牧厂原有私属性质，将其变为国有化、官有化。王公也可以获得租金，激发了王公们的热情，至19 世纪晚期察哈尔王公牧厂的开垦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

这一部分的最后对王公牧厂的牧丁、牧户和经营、管理方式进行了介绍。牧丁、牧户都是包衣三旗、内八旗以及八旗察哈尔构成。王公牧厂基本是按照皇庄、官庄的模式经营。

第三部分，哈斯巴根教授介绍了清末“新政”时期口外察哈尔八旗牧场开垦情况。光绪二十八年（1902）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在察哈尔地区管理垦务。贻谷为解决地界不清和土地关系复杂问题，重新丈量地亩、确定界址，其采取全面国有化的方针，取消了王公及各旗的土地领有权。

王公牧厂的开垦章程基本按照原章程办理，变化之一是每亩新增办公银一钱，六成做垦务局经费，四成作蒙旗协同办垦公费。在具体办理垦务的机构方面，原丰宁押荒局改为督办丰宁垦务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将丰宁垦务局又分为丰镇垦务局和宁远垦务局，专门办理察哈尔右翼垦务。在官垦时，清政府给察哈尔八旗蒙古人等划留随缺地和公共牧地作为养赡之地。

左翼开垦亦参照了右翼开垦的方法。首先是对界址进行了清理，牧厂地临界各旗佐等，所属复杂。其次是有些王公牧厂至清末开垦面积不大，或几个牧厂相邻处在一个地方等原因，一直没有划清界址。左翼同右翼有着明显的区别，左翼存在着大片未垦土地，且王公想要留存部分牧地作为养赡牧丁之用。

最后，哈斯巴根教授对整场讲座进行总结。首先，从政治层面看，官方牧厂及王公私属性质牧厂，是清代对畿辅和长城沿边地区从国家安全出发的一种战略性设置。其次，从土地、人户的归属问题及行政区划的视域看，清代口外察哈尔地区属于特殊政治地理区域。随着康雍时期开始农垦，在察哈尔地区陆续设立新的行政机构———厅。直至清末贻谷开垦，在察哈尔地区来讲，各厅只是对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已经开垦、又缴纳押荒升科的地亩有权征收官租，而对口外八旗察哈尔、官私牧厂直至清末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权。

在本次讲座中，哈斯巴根教授对于口外察哈尔王公牧厂的研究方式带给与会者诸多思考。讲座结束后，部分参会者基于讲座内容提问，哈斯巴根教授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同学们表示受益匪浅，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