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19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51期在文华楼1327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魏坚老师，题目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启示》，讲座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讲座内容分为“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和“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启示”两部分。

一、关于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魏坚教授根据多年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体会，分为四个方面做了阐释。

1.关于中华文明史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明史五千年连绵不绝，进入历史时期后有著名的二十四史为证。在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中，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的印度文明与尼罗河的埃及文明最后都有中断，而中华文明却能够一直延续下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特别是史前时代，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明的中断与延续。

中国版图的南北有两条山系：北边是大兴安岭、燕山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再向西，偏南是天山，偏北是阿尔泰山，最西边是帕米尔山结；沿帕米尔山结向东南是著名的昆仑山、冈底斯山、唐古拉山、横断山，再到十万大山、雷州半岛、海南岛，然后绵延到海。因此，中国的地形就像一个硕大的靠椅一样，帕米尔山结是靠背，南北两列山系犹如两侧的扶手，里面便为三级台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面对的是蔚蓝色的大海。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史前时代，外界的文明很难进入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文明也很难对外界产生影响。因此，中华文明的“连绵不绝”和“没有断裂”与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苏秉琦先生倡导的十大区系类型和“满天星斗”学说的考古学实践，很好地解决、印证了这个现象。

2.关于国家的形成

考古百年，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滚雪球”般逐渐扩大的。史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三代所辖的地域范围。商周以来的分封使周边地域逐渐扩大。《竹书纪年》载：“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反映了商代晚期与周边地域的关系，这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初级阶段。

秦汉一统，郡县制的实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阶段，汉唐时开疆拓土，并对西域进行直接的经营管理。近年来汉西域都护府和唐北庭都护府的考古发现，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古城的考古发掘，体现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繁盛。辽金元和明清时期的分治和统一是多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阶段。

从版图面积看，清朝1350万平方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970万，北宋280万，南宋200万，明朝350万。可以认为：唐以后的宋、明都不能代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明朝则应当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我们要做的是从学术的角度真实客观地复原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中国国家的形成和欧洲16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的民族国家不一样，中国是在多元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意义的国家。

3.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美国哈弗大学神学院的大卫教授研究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发现这些神话故事的主题多是钻木取火、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这些故事所反映的都是通过努力改变周边环境，极力创造新世界的题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包括的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拼死奋进、不屈不挠等，这些精神在海外奋斗的中国人，在厦门市陈嘉庚纪念馆与江门市华侨博物馆均有体现。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飞速发展，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考古成果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大成就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历史意义。”

4.北方民族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贡献

何以中国，因有边疆。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就中国北方而言，不同时期的北方民族在辽阔遥远的北方草原先后建立了游牧国家，并不断发展壮大，一旦时机成熟，便越过阴山、燕山，进入中原，建立了各类政权。拓拔鲜卑的北魏、契丹的辽、女真的金，控制、统一了中国的北部，到蒙元时期，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北方民族与汉民族在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奠定了之后的疆域版图，共同构成了强大的中华民族。

魏特夫认为鲜卑是许多北方民族建立“征服王朝”中的特例，属于“渗入王朝”。因为鲜卑是第一个把广大北方草原游牧区和北方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之下的王朝和民族，辽金和元统一包括清朝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中华民族形成是周边各个民族不断融入，特别是北方民族的强势融入，注入新鲜血液，才使中华民族更新强大。北纬41度线造成了农牧差异，也造成了征战与融合。征战和融合是中华民族不断强大，开创新历史的源动力。

二、新疆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启示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城址西距北庭故城遗址约 30 千米，南距汉代疏勒城遗址及天山东段博格达山约 40 千米，北距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约 20 千米，东距巴里坤湖约 260 千米。因得益于天山北麓的山前降水和天山的融雪水，在天山北麓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形成了一条南北宽约 60 公里的绿洲廊道。

据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唐朝墩古城自唐贞观年间建城以来，历经多次战乱，沿用于高昌回鹘、西辽和蒙元时期，其废弃年代可能在14世纪察合台汗国时期。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院落、罗马式浴场、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建筑年代均为唐代至高昌回鹘时期。

唐代院落遗址位于古城中心线偏西北的位置，晚期破坏较为严重，以“减地法”挖掘而成的，是一处仓储遗址。浴场遗址位于城址东北部，为半地穴式结构，由上下两层建筑空间构成: 下层基础部分位于原地表之下，为烟道和供热的基础建筑空间; 上层建筑基本位于原地表之上，为浴场使用的活动空间。下层区域采用支撑柱结构架构起浴场上层空间的地面，这种下层以砖砌支撑柱为支架,将建筑分为上下两个封闭空间的建筑方式,在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十书》中被称之为“挑空式地板”，此构筑类型在瑞士阿旺什罗马浴场也可见到。

佛寺遗址位于古城中心位置，坐西朝东，为前厅后塔式的建筑。佛寺遗址的夯土台基和地宫直接坐落在原生地层之上，和唐朝墩古城——蒲类县是同时建造的，特别是出土的佛像和唐阶段的汉地风格是一致的，表明其始建于唐代。景教寺院遗址位于古城正中偏北处，坐东朝西，是为南北相连的两个大堂式的建筑构成，北侧大堂的西侧中央建有方形的讲坛，东侧是三间相连的房间。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高昌回鹘时期壁画中的人物形象丰腴饱满、笔触圆润柔和，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高昌回鹘对唐代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同时壁画的题材既有与佛教相似的供养人、祥瑞纹样等内容，也有独具景教特色的十字架、手杖等元素，体现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交流、融汇与创新。

唐朝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唐至蒙元时期天山北麓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阐释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多种文化交融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对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进程，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总之，加强对城址的研究，推进唐朝墩古城遗址后续的考古发掘、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工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各民族文化共同汇聚形成了交相辉映、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精髓不断上升为中华民族的标识符号。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概括为体现中华文明演进内在一致性的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延续的过程中具有连续性，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大互动成为促进文化传播、增强文化共性的重要途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蓄特性，使之融汇了各民族优秀文化，经历不断吸收、变革、更新、整合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