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6日晚，我国大陆著名医疗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为我院师生做了题为《“鼠疫”概念的形成及其知识史意义》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我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44期，也是2021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课程“中国史研究方法及论文写作”第15讲。讲座由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马金生副教授主持，历史文化学院徐永志教授应邀与谈，全国各高校、科研单位300余名师生在线收听。历史文化学院彭勇院长专门出席，对余新忠教授大力支持历史文化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表示了诚挚感谢。

在讲座伊始，余新忠教授开门见山地强调了“问题意识”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一项好的研究要在深入推动现有研究的同时，还能够给人以现实启迪。而一个好的问题的提出，只有在深入、系统地把握学术史的脉络中才可以得到。以“鼠疫”的命名为例，当前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中国古已有之；一种观点则是新医学传入之后才出现的；还有一种则认为是1891年由广东贡生吴宣崇在《鼠疫治法》中首次提出。那么，“鼠疫”这一概念到底是在何等的历史情境中出现的？又是如何得到认同并得到广泛使用的？“鼠疫”命名的本身，又具有着何等的知识史意义？这些构成了本研究的问题意识。

通过细致地爬梳史料，余新忠教授指出，“鼠疫”概念“古已有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现有史料表明，“鼠疫”概念最早确实是出现在吴宣崇所编的《鼠疫治法》一书中。但是，“鼠疫”是否就是吴宣崇提出来的？余教授指出，吴宣崇既不是专业医家、也不是名人，只是当地的普通士绅，如果“鼠疫”确系吴所发明，他应该会在《鼠疫治法》中对这一概念加以说明。然而，书中并没有特别指出“鼠疫”一词的源起。由此可以推测，这一概念并非他首创。而其他的医家在提到《鼠疫治法》一书时，也没有对鼠疫这一称呼表现出任何觉得不同寻常处。此外，吴宣崇《鼠疫治法》编订的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好得运用方书。因此，必然要使用老百姓容易理解的名称。基于这些分析，余教授得出结论：“鼠疫”这一称谓，在民间社会应该早已流传。

那么，作为书面名称的“鼠疫”又是在何时广为流传的呢？通过对《申报》《大公报》等现代报刊的检索，并结合《辞源》等史料，余新忠教授认为，1897年，《申报》中开始出现“鼠疫”一词。到了1910年代，“鼠疫”作为指代plague的通行甚至标准用词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余新忠教授对“鼠疫”书面概念的流传机缘进行了重点讨论，认为有三点原因。第一，“鼠疫”一词更为雅训。当时人们常以“痒子瘟”来称呼这种疫病，但由于“痒子”一词较为不雅，所以逐渐不被使用。第二，近代公共卫生制度在中国建立后，捕鼠、灭鼠成了消除鼠疫的主要途径，用“鼠疫”命名更易使百姓注意到捕鼠、灭鼠的重要性，进而宣传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第三，“鼠疫”概念逐渐被中国医学科学界所认可，开始流行。

在对“鼠疫”名词进行历史梳理后，余教授敏锐地指出，“鼠疫”的命名在中国传统的病名中十分另类。中国古代病名多以症状、病情、病因、病位、病性、病机为名，没有以共患疾病的动物来指称疾病的。实际上，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医学界对动物疾病与人的疾病之间的关系，都缺乏清醒认识。在中国，尽管明清时期兽医界偶有医家会注意到动物疫病与人的疫病之间有所关联，但并未在专门研究人的医书中有过深入讨论。在欧洲，“人畜共患病”从被发现到被重视，也经历了较为漫长过程。根据现有研究，近年新发传染病多为人畜共患病。大量以动物命名的疫病的涌现，其实昭示着“人畜共患病”时代已然来临。明晰这一点，对我们重新认识人类面对的世界和人类社会面对的疫病风险，是十分重要的。

余新忠教授最后在总结中强调，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面对越来越多的人畜共患病，我们应当去除“人类为中心”的虚骄心理，从“One World, One Health”的理念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致病微生物的关系。也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体现出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与谈环节，我院徐永志教授高度肯定了余新忠教授讲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此次讲座有两点启发。第一，新路径。此次讲座揭示和指明了未来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路径，为深化医疗社会史乃至当代新史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第二，新启示。疫病关乎国计民生，需要高度重视。在未来的研究中，可沿着物我关系，关注生态、生命、生产、生活，并与医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学科进行多学科、跨文化的交叉研究，深入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及其演进历程，以期做出更多有益的学术贡献。对于历史学院的研究生来说，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时代”，通过加深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医疗卫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具有意义的重大课题。

最后，余新忠教授耐心地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问题。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