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4日晚，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讲座第125讲暨博士研究生“史学理论与前沿课程”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如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正寅老师，刘老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多语种历史文献的跨学科思考——兼谈民族志文献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令志老师主持，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近200位听众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刘老师首先说明这次讲座的主题是自己在中国民族志的整理与研究过程中的感受与心得，并且对于中国民族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刘老师的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多语种文献，民族学视野下的多语种历史文献和既往研究的局限性与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一 多语种文献

中国历史的多民族性与研究文献的多语种性。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具有鲜明的多民族性。历代各类文献中保存有极为丰富的边疆民族历史资料（包括汉文文献、其他民族文字文献和域外文献）。因此，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难度较大。这就要求研究者既具有良好的汉学素养，又兼具相关民族的历史、语言知识。

刘老师提出，多语种文献，需要特别强调汉语文献的重要性。先秦文献包括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经传、《竹书纪年》、诸子书以及《天问》《山海经》等古代史籍中，就包含有丰富的边疆民族资料。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对边疆的开发，内地与边疆及周边民族联系与交流进一步加强，有关周边民族的知识日渐丰富。《史记》开创了为周边民族撰写传记的体例。此后历代相沿，“二十四史”中绝大部分都有关于少数民族的传记，多民族历史书写的传统在中国历史著述中得到继承和发展。《魏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以及《清史稿》等，则分别记述了少数民族所建立王朝的历史，中国历史叙事的多民族性更为突出。有关中国民族史的专门文献，如《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大金国志》《蒙鞑备录》《黑鞑事略》《云南志略》《新疆回部志》等保留了丰富的古代民族资料。此外，散见于方志、会要、文集、笔记、碑铭、谱谍、野史中的各种民族史志资料也非常丰富，不胜枚举。拥有如此悠久而连续不断的有关边疆民族相当全面的历史记录，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我国研究者具有的优势。

然而，研究者不能只满足于以汉文文献进行历史研究，同时要关注文献的多语种性。中国历史文献既包括数量巨大的汉文文献，也包括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如蒙古语文献、藏语文献、满语文献、察合台语文献等多语种民族志文献，以及希腊、拉丁、波斯、阿拉伯等域外语言文献。我国学界对于文献多语种性关注的传统由来已久，诸如王锺翰先生对满汉语文献、耿世民先生对古突厥文文献以及云南大学对彝文、东巴文文献的研究和使用。波斯语、阿拉伯语虽然不是中国的民族语言，但是历史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曾用作书写语言，产生了大量的有关我国历史的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而域外阿拉伯、波斯文文献中也保存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有关中国的描述，具有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这些非汉语文献资料，是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历史文献的多语种性不仅表现在文献书写时采用的语言较多，既有各民族现在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有大量的古文字、死文字，而且即便是汉文文献，其对少数民族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的记述，往往是对少数民族语文的译写,也表现出多语种性。因而，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具有多民族语种研究的意识，如果不具备多语言的能力，实际上也读不懂这些汉语文献。

另外，汉语本身也存在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古代汉语、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存在着不同的方言。不同时代、不同方言对非汉语文献的译音用字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具有多语种性。汉文文献中译写了少数民族的名物制度的词汇，如果不知道古代汉语而以现代汉语进行解读和研究，则贻笑大方。关于“特勤”与“特勒”同义与否的争论以及“蒙兀室韦”译音准确与否的讨论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错误，就存在一个“审音勘同”问题。

二 民族学视野下的多语种历史文献

首先，文献是怎么形成的。无论汉语、民族语言还是域外语言文献的本身写作过程具有自身的特点。各民族的书写固然有所不同，各自具有不同民族的文化性寓于其间。无论书写的还是口述文献，都具有建构性。以《史记·五帝本纪》为例，司马迁以“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之故，不得不“西至空桐，北过逐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司马迁的这一过程，据其见闻裁剪文本至于他所认为的信实的过程，具有他的主观建构性及其所处时代的建构性，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而，学人在第一手史料和档案文献的利用与研究过程中，所关注的辨伪过程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这就超越了传统历史文献学的视野而进入到人类学的视野，重视文本形成的文化性、建构性和作者所处时代所赋予的民族的性质和文化的性质。

其次，民族学视野下的多语种文献。民族语文献，强调了历史文献的民族属性。历史文献是由人书写完成的,在历史过程中又往往受到后人的解读、重构，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而文化是具有时代性、区域性和民族性的。我们强调民族语文献，就是强调历史文献的民族性，强调在历史条件下文本书写者的文化性。多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原视角、汉文化视角，不能仅以汉语文献、华夏传统文化话语来阐释中国历史，民族语文献所体现的多民族视角、多文化话语同样需要中国历史研究者的给予应有的重视。

如果以汉文化的视角来看，通常将中国的历史简化为王朝史即大一统的正统的历史；民族史是少数民族史而不包括汉民族的历史，将民族史简单的理解为边疆民族史，侧重于经营与治理边疆的历史而忽略了这些民族本身的历史和生活的全貌。这样的视角，显然是片面的、不准确的。因而，关注和使用多语种文献，从多民族文化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进行中国史的研究是尤为必要的。刘老师以南宋政权虽非“大统一”政权而是“大一统”政权以及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陈得芝《也谈“诈马宴”——兼议汉语中外来语译名词义的演变》为例，对上述观点加以说明并且进一步说明

最后，民族志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概念，既是一种写作文本，也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是建立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的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或者通常说是关于文化的描述，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并提出理论的见解。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与结果。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为周边各族撰写传记的体例，从此以后，历代相沿，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都有关于少数民族的传记，保留了大量的有关周边民族的记录，民族志传统在中国历史著述中得到继承和发展。《魏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等，则分别记述了少数民族所建立王朝的历史，民族志资料则更为丰富。《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大金国志》《蒙鞑备录》《黑鞑事略》《云南志略》《新疆回部志》等有关中国古代民族史志的专门文献，而大量的方志、游记等古籍文献中也保留了丰富的古代民族志资料。

民族志文献与一般历史著述的区别和特点。其一，通过对多种不同语言文献书写文本的勘比研究，不仅可以解读出民族活动的客观真实，而且还能揭示出书写行为的文化因素以及由此造成族际认知的差异，从而探讨出民族志文献书写的演变轨迹、发展趋势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从具体的史实与文本研究出发，发掘出中国传统史学书写的话语体系，揭示民族发展的规律、民族关系的实质，对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其二，民族志文献较之于其他历史文献，更多地表现出主体性、文化性、整体性等特点。它提供给史学研究的资料侧重于民族自身状况与民族互动，而不是重点关注中央王朝的治边策略和治边实践;侧重于民族内部经济文化的内容、特点与发展，而不是以政治、军事为重点。其三，侧重于对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呈现,而非零星的、事件性的报导。而多语种民族志文献资料地利用，特别是边疆民族语文民族志资料，进一步凸显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三既往研究的局限性和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

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虽也对民族志文献有所利用,在民族史志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及其利用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由于民族志资料比较零散，缺乏必要的整理、研究，影响了史学研究的发展;其二，民族志文献有跨学科的性质，是历史学与民族学的交叉，而以往研究者对民族志文献资料的利用与研究也多从历史学的角度展开，而缺少民族学的视野，有很明显的学科局限性，缺乏多学科交叉的民族史学研究;其三，受语言条件的限制，以往学术界有关中国民族志文献资料的利用与研究多是汉文文献资料，而对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关注和利用不足，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因此，应该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视角，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综合利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历史上多语种的民族志文献资料进行系统、全面、综合的比较研究。刘老师以《元史》、《圣武亲征录》和《蒙古秘史》等汉语和非汉语文献为例，说明这些史籍的作者都不关注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文化现象；究其原因是著述者认为身边日常事无记述必要。与其形成对比的是包括《蒙鞑备录》《黑靼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史集》《鲁卜鲁克游记》《柏朗嘉宾游记》和《马可波罗游记》《维西见闻纪》在内的一些中西文著作，这些史籍是在他者视野下的记录，才注意呈现文化。

民族志文献与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史学研究应该从民族学人类学视角，加强对多语种历史文献，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志文献的整理、研究与利用，不仅将拓展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还将推动当代史学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变与理论创新。并且在此基础上，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宏观视角，对中国民族史进行多维度、多视角专题研究，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中国历史学的贡献。

在讲座行将结束之际，主持人赵令志教授进行了总结：刘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内容丰富的精彩讲座，这次讲座是刘老师长期从事民族研究的经验和心得，就多语种文献的利用和思考以及近来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和使用这些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彭勇教授也发表了对本次讲座的感受：刘老师讲述了自己与中央民族大学的渊源，而且通过本次学术讲座，充分感受到刘老师多语种文献和汉文文献功底之深厚。结合此前拜读刘老师的论文认识到中国传统史籍所包含的具有民族志性质的关于边疆民族的内容，曾一度被边缘化，但这类文献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亦有重要价值。

在自由提问环节，与会者围绕本次讲座的主题、积极提问。刘老师针对所提出的“近代民族史研究中，近现代中外人类学家的著作和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是如何与地方志相结合的”、“能否将民族民间故事、诗歌、传说引用到历史学研究上”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耐心的交流和详细的解答。

此次讲座，刘正寅老师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富的研究经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意犹未尽的学术盛宴。不仅为我们梳理了多语种历史文献的成因和价值，而且通过学术史的回顾讲解了多语种历史文献研究的局限性和学术创新的路径，无疑使广大师生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