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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赵晓星研究员应邀到历史文化学院做讲座

【发布日期:2022-06-07 | 点击数:

2022年5月24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22讲在“腾讯会议”平台线上进行。本次讲座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研究员主讲,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蒙曼教授主持。

赵晓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酒泉石窟艺术》。报告伊始,赵老师首先对酒泉石窟的整体情况、选址要素和营建工艺进行了介绍。酒泉石窟位于河西走廊西部,具有成规模密集分布、历史延续时间长、内容风格成体系、保存情况较好、名窟较多等特点。酒泉地区的石窟是中国北方石窟河西区洞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敦煌石窟群最为丰富,包括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一个庙石窟、昌马石窟,及敦煌以东的文殊山石窟,主要分布在疏勒河、榆林河和党河沿岸。

酒泉石窟群的分布体现出了石窟寺选址的四大要素:①自然因素:为解决生活用水问题,石窟寺往往靠近水源或沿河而建;②地理位置因素:酒泉石窟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佛教东传的重要孔道;③人文因素:河西走廊西端的文化积淀相当丰厚。中原战乱频仍之时,东部中原地区的文人流入河西地区避难,将中华文化带到河西地区,使河西地区成为保存中华文脉的宝库;④社会经济的因素:河西自古以来是西北粮仓,中西贸易发达,经济基础良好,给开凿石窟提供了足够的财力和人力。

石窟寺的营建是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首先是石窟形制,这些石窟主要开凿于砾岩山体,在崖体上人工开凿出规整的洞窟。第二是彩塑,中小型塑像以木骨泥塑为主,大型塑像为石胎泥塑。第三是壁画,在崖体上将洞窟开凿出来之后,先后用粗泥和细泥制作泥制地仗,然后抹白底色,最后勾线敷彩,绘制壁画。

接下来,赵晓星老师分别详细地介绍了莫高窟、西千佛洞、五个庙石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水峡口石窟、昌马石窟,以及文殊山石窟共八个石窟寺的具体情况

一、莫高窟

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前临大泉河,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南北全长1680米,共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415身彩塑,分为南、北两区。彩塑与壁画集中在南区,主要是礼佛窟。北区主要是僧人的生活修行的洞窟、埋葬尸骨的瘗窟,还有用于储藏的廪窟。

根据唐代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最早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一位法名乐僔的僧人云游到此,看到三危山金光万道、状若千佛,便在崖壁上凿建了第一个佛窟。此后法良禅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后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朝等历代的兴建,遂成名扬中外的“千佛洞”。

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莫高窟道: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是北凉(421-439)三窟,即第268、272、275窟。此三窟的结构与功能不尽相同,是一次性建造的禅室、佛殿、佛堂的三堂组合,集禅修、礼拜、讲经说法为一体的完整的石窟群。由于此时佛教艺术传入不久,所以北凉三窟的艺术特点以印度及西域风格为主。

北魏时期(439-534)的代表窟为第254、259、257窟。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从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外来佛教艺术在中华本土,为适应汉民族的伦理观念、审美趣味、美学思想的需要所发生的变化。

 

西魏时期(535-556)的代表窟为第285窟和第249窟。这一时期的艺术特色表现出敷色浓丽的西域风格与色调清新的南朝风格谐调并存于同一洞窟。

北周时期(557-580)的代表窟是第428窟。该窟规模空前,艺术内容也更为丰富。北周前期壁画人物造型健壮,晕染多样化,画风日趋写实,生活气息浓厚。后期中原艺术流派涌入,多处呈现出明显的张家样风格。

隋代(581-618)的代表窟是第419、420、427窟。这一时期的艺术,反映了对南北、中外的各种艺术进行大胆吸收、融合和革新,使敦煌艺术走上成熟并开创一代新风的道路。

初唐时期(618-704)的代表窟是第328、220、57窟。此时的彩塑艺术水平高,合乎人体比例和骨骼结构,神态更加逼真。壁画色彩鲜艳,具有富丽堂皇的热烈气氛。

 

盛唐时期(705-781)的代表窟是第45窟和第217窟。这时的彩塑与壁画形成绘塑结合的典范,是唐代彩塑艺术保存至今的极为珍贵的实物。与此前塑像追求沉思静穆的神性相反,这时逐步在佛、菩萨像上追求生动的人性,在壁画中开始更多的表现现实社会的真情实景。

 中唐时期(781-848)的代表窟是第112、158、159、231、237窟。这一时期的敦煌处于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折。为了在一窟之内容纳更多的题材,不得不缩小画幅,壁画失去了盛唐时期通壁经变的整体感和雄浑气势,但却促进画风向结构严谨、工整、纤巧方面转化。画面具有俊爽雅逸、恬淡清新的意趣。

晚唐时期(848-907)的代表窟是第9、12、14、85、196窟。这个时期的莫高窟艺术继承前代,并交织着中原影响、吐蕃烙印和敦煌地方色彩诸种因素。

五代时期(907-960)的代表窟是第61窟。五代沿袭晚唐传统,在画院画师或画行画匠的率领下,在公式化的经变画上形成了统一的风格,表现技法、艺术水平,远不及唐代,但在肖像画、故事画、山水画和巨型壁画的制作上仍有独特的成就。

北宋(960-1030)的代表窟是第55窟和第76窟。总体艺术风格为中晚唐之延续,但已明显步入衰落期。

 

1030年至1068年是沙州回鹘统治敦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窟是第409窟。壁画构图简单,色彩也比较单调,只是其中一些体现回鹃特色的内容和回鹘人供养像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前期延续北宋时期的艺术风格,后期出现了典型的“高昌回鹘式”绘画风格。

西夏时期(1036-1227)的代表窟是第3窟和第465窟。由于西夏接受的佛教比较多元,这时石窟里西夏的同一题材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中原唐宋传统的细密、绮丽、抒情的意韵,西域绘画的粗犷、印度吐蕃绘画的异域风情都曾经出现。但经变画较宋代更趋简单化、程式化,艺术风格显示对汉、藏艺术的吸收与本民族创新相结合的特色。

 

元代(1227-1386)的代表窟是第95窟。元代艺术风格显示时代特征,明显是对西夏敦煌艺术的延续。

二、西千佛洞

西千佛洞,因为莫高窟俗称千佛洞,这里地处莫高窟和敦煌城以西,故称“西千佛洞”。西千佛洞的开凿,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阳关有关,其位置大约在敦煌古城和阳关中间,东西相去各60余里,正好是古代所谓的一站之地。凡经敦煌西出阳关,必然路过此地。

西千佛洞,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南约35公里的断崖上,即今敦煌党河水库以东约8公里处,在党河东流时在戈壁沙漠上冲出的河谷南北崖壁上。窟区东起南湖店,西至党河水库,全长2.5公里。现存22个洞窟,第1-19窟位于今党河水库东侧约1公里处,其余3窟原在今南湖店之北,第20、22窟现已整体搬迁到莫高窟北区。 西千佛洞始建年代不详,法藏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记在敦煌寿昌县东六十里汉代开始营建石窟,学者们认为此处就是现在的西千佛洞。那么,西千佛洞创建年代应早于莫高窟,可能是敦煌石窟中最早开凿的石窟群。现存洞窟中,最早为北魏时期凿建。古代西千佛洞规模很大,传说曾为敦煌石窟之首,洞窟数量超过莫高窟,只是后来坍塌损毁严重,现在才退居为敦煌石窟群的第三大石窟。

西千佛洞主体现存洞窟21个,现存彩塑34身, 壁画800多平方米。其中的一些作品,可与莫高窟的同期作品相媲美,五代第19窟的罗汉洞与沙州回鹘 时期的第16窟,则是莫高窟艺术中少见的独具特色的作品。

西千佛洞第7窟,方向南偏东20°,建于北魏,西魏、清代重修。此窟为西千佛洞现存时代最早的洞窟,其所处的北魏晚期(525-534)正值北魏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时期。东阳王元荣及其家族笃信佛教,在莫高窟主持修建了“东阳王窟”,同时期的西千佛洞营建亦有大的发展,此窟即为证明。现存主室前部人字披、后部平棋顶,有中心柱从地面直达窟顶,柱身与壁面之间形成右旋礼佛的通道。整个洞窟的风格与莫高窟北魏晚期洞窟相似,带有浓厚的西域特征,彩塑为秀骨清像,壁画人物则粗犷豪放,虽为早期洞窟,但在技艺上已入纯熟练达之境。

 

西千佛洞第9窟,方向南偏东35°,建于西魏,北周、隋、初唐、西夏、清代重修。此窟经多个时代重修,洞窟内容复杂。现存主室前部人字披、后部平棋顶,有中心柱。本窟在西千佛洞颇具代表性,一是中心柱南向面以绿色为底色的龛楣,二是西壁南端西魏朱墨白描的伎乐飞天,都是敦煌石窟中独一无二的作品。

西千佛洞第19窟,方向南偏东10°,建于五代,北宋重修。此窟最引人注意的是为数众多的罗汉像,除龛内与窟顶外,窟内其他各处遍绘罗汉像,东、西两壁还有罗汉彩塑,罗汉像总数原应近两百身,可谓罗汉之窟。这种遍绘罗汉像的洞窟,在敦煌石窟中仅此一例。

 

 

西千佛洞第16窟,方向南偏东15°,建于唐代,五代、北宋、回鹘、民国重修。主室覆斗顶,北壁(正壁)设佛床。前室现存壁画主要重绘于五代,沙州回鹘时期对甬道和主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重绘。

三、五个庙石窟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唐代为敦煌的紫亭县,自古以来就是敦煌的南大门,它距敦煌较近,又控制着的南边门户,宜于放牧,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重要意义。肃北五个庙石窟,位于今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北20公里处,在莫高窟西南,直线距离80公里。蒙古族称石窟为“庙”,五个庙即五个洞窟。

周边存洞窟22个,五个庙即其中5窟,分布于党河北岸。其始建年代为北朝晚期,大约在曹氏归义军晚期到西夏时期,进行过大规模的重修重绘。现存5个洞窟,有壁画的有4个。

五个庙石窟的第一窟是八塔变。八塔是指在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经过的八个主要地点所建立的佛塔,包括第一迦毗罗城龙弥尔园是佛生处,第二摩伽陀国泥连河边菩提树下佛证道果处,第三迦尸国波罗柰城转大法轮处,第四舍卫国祇陀园现大神通处,第五曲女城从忉利天下降处,第六王舍城声闻分别佛为化度处,第七广严城灵塔思念寿量处,第八拘尸那城娑罗林内大双树间入涅槃处。

四、榆林窟

榆林窟位于甘肃省瓜州县城南约70公里榆林河东西两岸的峭壁上,其所在地瓜州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西侧紧邻敦煌,同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榆林窟的开凿年代不可考,现存43个洞窟主要为唐至元代营建。在莫高窟艺术渐趋衰落的西夏、元代,榆林窟艺术却达到了新的高峰,出现了一系列代表性的作品,集中体现敦煌晚期艺术的精华。

榆林窟第28窟,方向南偏西30°,建于初唐,北宋、西夏、清代重修。主室前部崩毁,有中心柱,中心柱北向面还保存了一身高大完整的初唐凉州瑞像的彩塑,成为当时凉州瑞像流行于瓜州地区的历史见证。

榆林窟第6窟,方向西偏南20°,建于唐代,五代、北宋、西夏、元代、清代、民国初重修。主室穹隆顶大佛窟,甬道有清修阶道上达崖面;西壁上部开券顶明窗外接平顶前室,前室有券顶甬道通崖面。此窟通高25.5米、宽18.5米,进深73米,为榆林窟第一大窟。

榆林窟第25窟,方向西偏南22°,建于中唐,即吐蕃占领时期,五代、北宋、清代重修。主室窟顶崩毁,北、西、南披下沿残存唐画千佛,中心佛坛上清修趺坐佛一尊。东壁(正壁)绘卢舍那佛并八大菩萨曼茶罗一铺(南部残),南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一铺,北壁画弥勒经变一铺,西壁门南绘普贤变,门北绘文殊变。与莫高窟的众多中唐窟相比,此窟呈现出更多来自吐蕃的新内容。

榆林窟第39窟,方向东偏北 20°,建于唐代,沙州回鹘、元代、清代重修。主室偏后设中心柱,柱四面各开一圆券龛。本窟壁画几乎均经回鹘重绘,在敦煌石窟中堪称孤例,为敦煌石窟沙州回鹘洞窟之代表作品。

榆林窟第2窟,方向西偏南40°,建于西夏,元代、清代重修。主室平面正方形,覆斗顶,设中心佛坛,佛坛上现存清塑文殊并侍人一铺七尊。西壁门南、北各画水月观音一铺。两幅水月观音均是西夏壁画之佳作,被称作敦煌壁画中最美的水月观音。此窟是西夏晚期的一个洞窟,尽管壁画人物造型纳入了西夏规范,但内容和技法却明显融汇了来自中原的影响。

榆林窟第29窟,方向南偏东4°,建于西夏,元代、清代重修。主室覆斗顶,设中心佛坛,中心佛坛为元砌五层圆坛上清塑佛一铺五尊。北壁(正壁)以说法图居中,两侧各画一铺水月观音。东壁中间绘文殊变,北侧药师经变,南侧金刚手一铺。西壁中间绘普贤变,北侧净土变一铺,南侧金刚一铺。南壁门两侧绘供养人,主要为西夏时期武官赵氏家族成员,此窟正是以这些供养人而闻名于世的。


榆林窟第3窟,方向西偏南18°,建于西夏,元代、清代重修。主室窟形平面呈长方形,浅穹窿顶,窟的中央偏后处设八角形三级曼茶罗坛城,坛上为清代塑像。这是一个显密结合以密宗内容为主的洞窟,一些图像的绘制具有明显的藏传绘画特征。本窟是榆林窟最为精彩的一个洞窟,代表了西夏晚期至元代初期敦煌艺术的最高水平。


五、东千佛洞

东千佛洞,又称接引寺,位于今甘肃省瓜州县桥子乡南35公里峡谷两岸。在瓜州,习惯上称榆林窟为西千佛洞,因其位于榆林窟以东,故称东千佛洞。其始建年代大约为西夏时期,经西夏、元代相继营建,终于清代。

现存23个洞窟,其中有编号的洞窟仅9个,分布在相距约100米、长约200米河谷两岸的崖壁上。干涸的河床将窟区分成东西两区,东崖存9窟(有编号者6、7、8、9),西崖14窟(有编号者1、2、3、4、5)。东千佛洞营建时代属敦煌艺术的晚期,与榆林窟西夏元洞窟题材与艺术风格相似。藏传密教的内容成为此时洞窟的主题。

东千佛洞第2窟,方向正东,建于西夏。窟外崖壁两侧向内凿进,似欲建绕窟的通道,但未能完成。主室前部覆斗顶,后部平顶,有中心柱。此窟为东千佛洞中最具代表性的洞窟,一窟之中多种风格并存,汉式人物稳健大度,藏式人物姿态劲健、 印式菩萨身姿妩媚,反映了十一世纪以后通过西藏讲行的中印文化交流。

六、水峡口石窟

水峡口下洞子石窟,位于今甘肃省瓜州县城南50公里的榆林河下游。在瓜州,习惯上称榆林窟为上洞子,因其位于榆林河下游,故称下洞子。其始建年代为五代时期,经宋、西夏、近代先后营建。现存8个有壁画的洞窟,分布河谷两岸的崖壁上。榆林河将窟区分成南、北两区,南崖存7窟,北崖仅存1窟。

水峡口石窟现存的8个洞窟,包括五代窟3个,宋代窟3个,西夏窟1个,近代窟1个。洞窟形制主要有两种,即中心柱和覆斗顶窟,大部分洞窟前室被毁,仅存甬道和主室。原有彩塑全部被毁,壁画题材包括经变画、说法图、菩萨像、不空霸索观音和如意轮观音,还有千佛、供养菩萨、飞天、供养人像,图案画有垂幔、卷草和团花,以及山水花鸟等。下洞子石窟虽然损毁严重,但其中仍有保存较好的壁画及供养人像,作为瓜州境内敦煌石窟群的重要一员,同样是敦煌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七、昌马石窟

昌马石窟,位于今甘肃省玉门市昌马乡水峡村,距玉门镇60多公里。流于祁连山的昌马河从窟崖前北流,洞窟开凿于水峡村西南陡峭的山崖绝壁之上,包括大坝千佛洞和下窖两处。昌马石窟始建年代不详,依现存遗迹推断最早建于十六国北凉时期,最晚为西夏重修重绘。原有洞窟24个,1932年昌马盆地发生强烈地震时损毁大半。

现存11个洞窟,依山势分为南、中、北三段,南北二段的7个洞窟全部残毁。现仅中段4个洞窟还存有彩塑和壁画,又以第2窟和第4窟保存最好。洞窟形制为中心塔柱窟,中心柱四面开双层龛造像。昌马石窟是敦煌石窟群中最东的一处遗迹,出现了莫高窟所不见的早期多层中心塔柱,不仅与莫高窟一同证明了十六国时期敦煌石窟的兴起,更见证了敦煌艺术向东的延伸与发展。


八、文殊山石窟


位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区嘉谷山文殊沟北岸的两座山腰间。开凿于北朝时期,西夏时期重修重绘。石窟规模较大,伴有寺院遗存,洞窟分为前山、后山两区。现存约120个洞窟,有编号的12个。其中前山千佛洞和万佛洞保存塑像和壁画较为完整。

总而言之,以敦煌石窟为主的酒泉地区石窟,因其保存较好,延续时间长,而成为中国石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讲座最后,赵晓星老师围绕同学们的互动提问,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最后,主持人蒙曼教授对赵晓星老师做客民大史学名家讲座再次表示感谢。至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22期圆满结束。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张梦雨整理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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