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04月19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第120期史学名家系列讲座在腾讯会议线上举行，主题为《从“马来化”、“英化”到“再华化”——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文化考察》。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晨怡教授主讲，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一百余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张晨怡教授认为，如果我们能将目光投向更大的华人文化圈，能够更好地理解华人文化表述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从而为我们阐释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讲座中，张老师主要分四个方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从“马来化”、“英化”到“再华化”的过程进行了阐述。

首先，张老师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再华化”之前的“马来化”和“英化”现象。张老师认为“马来化”和“英化”，是新加坡华人特别是土生华人在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和对当地社会的参与中结合了新的文化要素所产生的本土化。新加坡土生华人虽然始终有意保持华人传统中的核心原则，保留一些具有祖先传统的文化实践，但是在马来人的影响下，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进行了本土化的调适，并呈现出“马来化”的特性。在英国殖民者的影响下，到19世纪后半叶，土生华人在“马来化”基础上的“英化”倾向也十分显著，并且与不断涌入的新客华人形成鲜明对照。新客华人源源不断移民到新加坡，对于华社具有深远的结构性影响，有利于新华社会与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保持持续的联系。不过，土生华人人数虽然比新客华人少得多，但是英化的海峡华人领导层在殖民地政府扶植下的强势崛起，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不容低估。

其次，张老师讲述了清驻新加坡领事馆在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清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设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结束了新加坡华社与中国无官方联系的局面。清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后，清政府不断加强从政治、文教等方面对新华社会加强影响，不断拉近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增强华人的归属感。清驻新加坡历任领事、总领事都在其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第一位常驻领事左秉隆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新华文化的奠基者”，他在文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更使新华社会中的中华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土生华人的华人性也得到加强，为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之后，张老师主要从华语运动和儒教复兴运动两个方面谈了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主要文化表现。张老师认为，语言和文化是民族和族群认同的基础，华语运动旨在以华语为华社共同的语言表征，儒教复兴运动力图将儒学改造为儒教，作为华人唯一的信仰支撑，都是为了从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中获取到改造新华社会的力量。上述举措的动力，一方面肇始于清驻新加坡领事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所带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另一方面则与接受英殖民政府提供的现代教育的新加坡华人觉醒后对殖民政策的批判与反思密切相关。因此，华语运动和儒教复兴运动既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同时也是华人社会文化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张老师还谈了新加坡华人“再华化”的政治影响。张老师认为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不仅体现在文化方面，也表现在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强烈关注与积极参与，当时的新加坡华人在政治意识上并不认同其居住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对政治有极高的参与意愿，但是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之下，除了少数土生华人精英外，大部分华人被排除在殖民地政治之外。清政府与英殖民政府对华社的争夺，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思想传播和政治活动，强化了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形塑了新加坡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是长期的，导致新加坡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中国政治一直保有持久的参与热度。

讲座最后，张老师在总结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是相对于新加坡华人特别是土生华人的“马来化”和“英化”倾向而言的，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虽然有明显的中国因素，但是其内源因素却在于新加坡华人内部寻根意识的涌动。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是一种经历过文化变迁之后的延续，这种延续并非单纯的回归，而是结合了新的社会文化要素后的反思与再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开始倡导推广华语运动和儒家伦理运动，新加坡华人社会再度出现“再华化”现象。新加坡前后两次“再华化”有着显著的不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再华化”不仅是关乎文化的，也是关乎政治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加坡华人“再华化”仅仅涉及到文化方面的内容。

（郑蕊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