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2日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木勒教授为我院2021级博士生举办题为《满蒙文文献里的汉语音韵》讲座，该讲座亦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17场。讲座采用腾讯会议的线上方式，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及科研单位二百余人参加了旁听。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哈斯巴根教授主持，院长彭勇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令志教授等人线上出席。

根据哈斯巴根教授介绍，南京大学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镇。特木勒教授2001年于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系美国国会图书馆客座教授，曾到韩国、日本等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为蒙古史、元史、中外关系史和民族史，涉猎广泛，且具备很强的学术贯通性，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学者。

讲座开篇，特木勒教授通过实例提出满蒙文文献中的汉语音韵问题：（1）《军机处满文使者档译编》，满语里的汉语借词“将军”为何写作jiyanggiyūn？（2）《元史•本纪》地名“军脑儿”，蒙古语gün na’ur，意谓深湖，为什么？（3）《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同治年间乌鲁木齐都统平瑞，满文写为ping šui，为什么？根据上述问题，特木勒教授指出，汉文文献中有大量民族史史料，包括了以汉字记录的非汉语的名物制度，这些内容是民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而非汉文文献，如回鹘文、蒙古文、满文文献有大量汉语词汇，以非汉语的文字音写的汉字读音，同样值得重视；继而引出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备受重视的学术基本功，即审音勘同。

特木勒教授通过介绍元史专家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一文强调：研究民族史，第一步的资料工作不光是搜集，还要考订，这就需要在音韵训诂上下一番功夫，尽可能将译名复原，弄清楚它的意义，然后才谈得上整理资料并利用它来为研究服务。这要求学者们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即“一、必须具有一定的音韵学知识，懂得汉字的古代读音；二、必须学习少数民族语文，懂得少数民族的语言规律；三、还必须知道不同时代的翻译规则。”

特木勒教授以《元朝秘史》为例，通过音韵学的方法列举并解释了元朝秘史这部以汉字标写方式书写蒙古语的文献中各种蒙汉对音现象，并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如乌兰、亦邻真、伯希和、李盖提、白鸟库吉、田清波、柯立夫、罗依果、小泽重男、村上正二、柳元秀等在该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及结论。如对于该文献中“罢”字的读音，白鸟库吉、巴雅尔、小泽重男、栗林均、柳元秀均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待之，一字两读，即后元音音节之后的“罢”读作ba，而前元音音节之后的“罢”读作be，而亦邻真则评价白鸟库吉的转写更得蒙古语要领，这应该是其中一个因素——代表了认知的进步

哈斯巴根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与点评。他指出，元朝秘史是明初中央政府为与北方蒙古交通而编写的以汉字转写蒙古语的教材，亦邻真先生将其定义为特殊形式的汉文典籍；今天，元朝秘史作为一种音韵学书籍，对于了解当时汉语语音应用的情况，仍是一部很好的教材。哈斯巴根教授提到，内蒙古大学、南京大学的一些知名学者如亦邻真先生、刘迎胜先生，以及国外的伯希和等，都非常重视历史研究中音韵学知识的运用并有相关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中国史研究而言都是非常实用的工具。南京大学陈得芝先生、刘迎胜先生等运用这些方法研究蒙元史、西域历史，成绩斐然。对于研究生来说，应该掌握这些方法。

哈斯巴根教授认为，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例如清朝的国号daicing，学界一直在争论其语源，这个国号到底系满洲借用的汉语词，还是从蒙古借来之词，仍无定论。而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等，目前仍然无汉译本。他认为研究生应多掌握一些语言，包括古汉语音韵，以及一些民族语言如蒙古语、满语、藏语、梵语等，因为语言学的知识，对历史研究是非常有用的。

赵令志教授表示，民族文献中出现的这些汉文拼写的问题，反映的是成书当时的汉语音韵，满文创制的较晚，表音较蒙古文更为精准，这些都有利于考察汉语的发展情况。他指出，在审音勘同方面，南京大学的老师和研究生们，以及此前的诸位师者，包括沈卫荣、达力扎布等，都有着非常出色的成就。相比来说，中央民族大学在在这方面研究不多，个别涉及的，亦少有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献者，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讲座结束后，特木勒教授与在线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与会者提问踊跃，特木勒教授一一进行了耐心而专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