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2日19时至21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姚百慧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邀，以腾讯会议的形式进行题为《史料：形成、流转及消逝》的学术讲座。历史文化学院胡晔老师主持本次讲座，本硕博各年级的同学积极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姚老师对“何为史料”进行解释。史料，又称历史资料，是指能够反映过去发生、存在过的所有事情的文字记载和一切物品，或者过去留存下来的所有文字记载和一切物品都可以作为了解、认识历史的资料。于历史学而言，可以分为真实发生的历史、保存保存一部分真实的史料、对史料的研究。

基于以上，姚老师将讲座分为三个部分：不断流失的历史真实、史料流转各阶段创造的新的历史真实、几点思考。相较于分析历史学家如何研究史料，姚老师从“史料”本身出发，让“史料说话”，聚焦历史学语境中的真实与史料形成，探讨史料如何记录历史及其自身阶段性变化，即史料进入历史研究之前，呈现出怎样的状态。

第一部分，不断流失的历史真实，姚老师以史料的“形成-流转-消逝”为线索，分析不同阶段中史料所含真实性的制约因素。在史料形成阶段，原始信息保留程度受制于创造者和客观条件：就创作者而言，与历史学家期冀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不同，相较于保留历史真相、服务历史研究，创作者更倾向于迎合显示迫切需求。姚老师以郭嵩焘《使西纪程》与其副手刘锡鸿《英轺私记》中对光绪三年（1877年）日本政要井上馨来访谈话的不同叙述为例，指出在二者均不以服务历史研究为目的的大前提下，差异并非真假之辨，实则创作者本人的不同考量和政治主张，因夹杂个人价值观念，二者反应的均是真实历史的一隅。就客观条件而言，记载形制、承载材质均削弱原始信息真实性，符号、文字、照片、声音视频、实物，上述为史料发展嬗变中的不同形态，每种形式各有优劣，均无法反应历史场景的全部面相；而中国的甲骨、金石、简牍亦或外国的石碑、泥板、羊皮，都在客观上影响史料的规模体量、传播范围，即使纸张产生后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弊病。

史料是社会发展和个人作用的产物，经过多种流转方式沉淀为我们今日所见的相貌。史料流转依据手段不同，主要有三种流转方式：于声音资料而言，删减和篡改为主要手段，还原度最低；于记载方式、承载载体而言，古代语言到现代语言、手写体到书面提、中外语言翻译的语言转化和实物的文字、照片化为主要途径；于凌乱破碎史料而言，整理与出版会变最为常见。姚老师指出史料流转过程需置于主观意愿和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并列举曾纪泽、翁同龢日记及严复对赫胥黎讲稿的翻译，阐述基于主观需求和时代潮流下的史料删改。

正如文化有盛衰轮回，史料也有消逝之时。消逝的路径有多种，人为毁坏和自然灾害集大程度缩短其存在周期，保留下来的史料，仅占总体资料的一部分，历史学家所接触到的仅仅为卷帙浩繁中的冰山一角。而流存于世的史料中，又有极大一部分从未获得应有认可，价值的丧志并非三亿，而为遗忘。

第二部分：史料流转各个阶段创造的新的历史真实，姚老师在这一部分中列举不同事例，重点考察史料流转中所呈现出的自身特点。首先在创造阶段，姚老师从史料学的角度入手，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档案中的虚构》中对赦罪书写作的研究为例，提出，创作者与时代环境以性别、阶级、权利为纽带形成密切互动，构成全新的历史真实。

流转阶段的分析则围绕FRUS出版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博弈展开。1935年重新入主白宫的共和党对前任民主党展开一系列政治清算，认为《白皮书》系其推卸中国问题上责任的工具。为清查“隐瞒”和“失误”进行政治清算，杜勒斯两度利用政治权利干预FRUS的编写、出版，最终以中国卷占据极高比例的非正常形态出版。因此FRUS出版与美国政府实际构成新的历史史实，折射出两党权力斗争与美台关系嬗变。

最后一部分中，姚老师就史料形成与流转提出三点思考。首先，在被研究者利用之前，史料经历了被创造、流转乃至消逝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创作者、流转人、终结者，其第一角色并非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性，而是为了实际需要。其次，史料由创造到流转、消逝的过程，也是其保留的原始信息由多到少递减、甚至完全消失的过程。第三，史料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当事人，和史料的相关阶段之间，构成了新的历史史实，由这些事实出发，可以考察相关时段的精神风貌、时代特色、技术水平和叙事特点。

在姚老师的精彩讲座后，胡晔老师结合讲座内容指出，史料的形成并非静态、单一的实体，其背后折射的是动态发展嬗变过程。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在正确利用史料的基础上，钩沉当事人与史料之间的关系，成为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此后，同学们对相关问题积极提问，姚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一一进行了精彩解答，讲座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