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师高翔宇老师应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邀，在文华楼东区1106室进行题为《1912年梁启超归国与民初政争——兼论旧立宪派、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离合关系》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彭武麟教授主持，本校师生六十余人参加。

讲座伊始，高翔宇老师就1912年梁启超回国返京这一时段做了清晰的时间脉络分析，并提出梁启超回国正值民国元年各党派明争暗斗的特殊时期，而梁启超作为一名公众人物，其回国前的形势变化、回国后的政治活动是预见民初政党政治若干走向的一面镜子。在阐述完自己的问题意识后，高老师提出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梁启超知交手札》两份重要的材料，以及《亚细亚日报》、《新纪元报》等代表民初各党派立场的报刊等史料。后者披载了大量梁启超归国与民初各党派人士政治活动的信息，是解读各党派之间博弈重要的辅助材料。

首先，高翔宇老师指出，梁启超在归国途中屡受阻挠，可谓是一波三折。其中第一次受阻是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利用吴禄贞发动兵变的计划破灭，继而选择在日本静观国内局势变动；第二次是辛亥之际，梁启超被袁世凯内阁拟任命为司法副大臣，但因他“虚君共和”的设想未获声援，遂继续留在日本；第三次是在1912年上半年，“梁党”友人劝梁出山，但革命党激进派反对声极大，直到5月27日，蔡锷通电各省都督，邀请梁启超回国，各方势力如同盟会、黎元洪、蒙古王公等等均表示赞同，为梁启超回国做了充实的舆论铺垫。此外，梁启超归国转机的出现，还得益于梁自武昌起义以来本身“联袁”的姿态、国内党争发展的新形势以及杨度的推荐，孙中山、黄兴等名流的默许等原因。万事俱备，梁归国之期指日可待。

其次，高翔宇老师提到，梁启超归国后与孙、黄、袁围绕共和建设的话题展开了讨论。四人在政党政治建设方面，达成了推动政党政治进步、调停党争的一致原则，但在深入讨论政党建设诸问题后，各方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比如孙中山倾向“两党制”，梁启超较关注“第三党”，而黄兴主张一大党执政，袁世凯则容许“多党制”存在。诸如此类争端，在内阁组建、经济发展与举借外债等各方面都存在。

然后，高翔宇老师解释道，虽然梁、孙、黄、袁四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各执己见，但这种不同党派共商国是的热潮，使得南北党争出现冰释的曙光，而他们的政治利益的分歧，使得梁启超与各方派系的关系染上了微妙的色彩。其中，《亚细亚日报》、《新纪元报》等代表民初各党派立场的报刊，围绕梁归国这一问题，展开了多元报道与论说。高翔宇老师把梁启超主要接触的党政派系分为共和党、民主党、袁世凯和国民党，其中国民党分为国民党激进派与国民党稳健派。

与梁启超关系最为亲密的是共和党。民国元年8月，国民党改组与其势力的骤增，令共和党感到紧张和焦虑，所以他们采取拉拢梁启超来保住政治地位的措施。而梁启超本身支持立宪，寻求同共和党的对话刚好合乎此次归国的政治诉求，他采取的行动是奔走致力于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合并；令梁启超捉摸不透的是民主党。在梁启超归国之前，共和党（此时还是共和建设讨论会）就已经表现出拥戴梁启超为领袖的姿态，而在梁启超归国后欲劝说民主党与共和党合并后，两党内均有反对的声音，梁启超不得不打消这一计划。共和党前后对梁的态度变化，令梁捉摸不透；袁世凯与梁启超看似冰释前嫌，两人关系同样耐人寻味。戊戌政变以来，梁、袁关系几乎没有调和之余地，但到了武昌起义后，梁对袁的态度发生了逆转，认为袁是创立民国，实行共和的关键人物，在梁流亡海外时，也经常与袁通过信函互为往来。在梁归国过程中，袁也给予充分的欢迎与照料，还为梁办报给予经费支持，并派警卫保护梁的人身安全，这些拉拢计划得到了梁对袁态度的极大改观。而梁启超也期望能利用袁世凯的重视来伸张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双方各求所需的相互关系下，梁袁关系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改善；令梁启超最遗憾的便是国民党。国民党激进派认识对梁启超的抵制和攻讦已是入木三分，但国民党稳健派对梁启超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不仅是南方的黄兴，还有北京的刘揆一与张继，但最终因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与梁启超本人对国民党所持暴力革命主张的抵制，使得双方隔膜难以打破，最终未能“化干戈为玉帛”。

最后，高翔宇老师总结道，各方势力围绕梁启超归国这一问题竞争博弈的背后，隐喻了民初政党政治发展的趋向，梁在加入共和党之后，也促成了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共事于袁的结果。但袁后期解散国民党与国会的举动，令梁改变了“拥袁”的理念，并重新审视与国民党的关系，也为二者在日后携手倒袁埋下伏笔。

 供稿 | 齐傲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