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3日晚7时，《多重证据法下的敦煌西夏石窟分期》讲座如期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赵晓星老师主讲，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蒙曼教授主持。参会人员除我院师生外，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生及文史爱好者200余人。

赵晓星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将报告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绿壁画”的归属、“回鹘风格洞窟”的时代、西夏前期的莫高窟、河西区与中心区、西夏后期的敦煌石窟与夏仁宗时代的密切关系。以时间为线索，将各个部分逐一串联。

讲座伊始，赵老师以绿壁画的归属为切口，阐释其含义，即10世纪末至11世纪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程式化壁画的直观概称，因其中出现以绿色为底色的大面积千佛或净土而成为这类壁画的代称，并对此类壁画的风格进行了简要分析，进而探讨了绿壁画西夏说的源流。回顾了学界争论与洞窟个案研究之后，她指出绿壁画最早出现于归义军曹元忠末期或其离世后不久，延续至沙州回鹘时期。净土的特征在绘画题材上得以充分体现，似乎反映了周边环境不稳的态势。

上世纪80年代，回鹘窟被从西夏洞中分出并被判定为沙州回鹘时期，刘玉权先生将其划分为“敦煌北宋式”与“高昌回鹘式”，并引发学界热烈探讨。讲座第二部分中，赵老师回溯学术发展脉络，列举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关有惠对石窟蟠龙井心图像的区分，沙武田有关沙州回鹘与前期西夏洞窟时间重合的观点，刘人铭对回鹘窟上下限的界定（北宋-沙州回鹘-西夏-元）等。壁画之所以呈现出“敦煌北宋式”到“高昌回鹘式”的转变，与沙州抗击西夏争取回鹘援助的特定背景密不可分。另外，高昌画工向东迁移丰富了沙州的艺术形式，或许也是壁画风格前后异同的诱因。针对模糊不清的石窟壁画，赵老师结合自身采用多光谱拍摄的事例，强调在研究中使用新方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在赵老师看来，西夏时期的莫高窟壁画风格同样深受时局影响。唐末党项兴起后，河西走廊成为其扩张的重要目标。宋仁宗景祐年间，西夏攻占瓜州，设官治理。但此时西夏东向与宋、辽争战，无暇西顾。瓜州地区的归义军保持了较大独立性，仍有相当势力。不过这一阶段由于于阗入侵，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干扰，致使瓜州残破，只得维持少量洞窟的重修重绘。出于材料的限制，赵老师较为谨慎地认为大量“千佛绿壁画”主要属于曹氏归义军晚期和沙州时期的重修工程，西夏前期从事此类重修活动的可能性极小。

西夏时期敦煌地区真正意义上有规模的洞窟营建，实际上应是到了仁宗仁孝时期（1124-1193），这也与河西地区在西夏中后期受到重视的历史情况密不可分。这时的敦煌有了营建原创性洞窟的能力，并在吸纳周边佛教艺术后形成了西夏风格，出现了以榆林窟第2、29、3窟和莫高窟第3、465窟及东千洞第2、5窟为代表的一系列经典洞窟。西夏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可分为前后两期，主要的代表洞窟均营建于12世纪后半叶的西夏后期。后期的西夏石窟艺术表现了题材内容和风格上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创造出了此时适应敦煌地区民族众多、审美观独特的成熟艺术。

会后，赵老师就与会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对话交流，并分享了自己的治学经验。会议尾声，蒙曼教授对本次报告做了简要总结，感谢赵老师别开生面的演讲与参会人员的热情支持。

供稿 | 杜峥弈

供图 | 穆逢春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