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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教育》刊发我院教师“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系列专稿

【发布日期:2022-04-19 | 点击数:

近日,《中国民族教育》杂志开设“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专栏,连续刊发我院教师五篇三交史研究的专稿。五篇文章选取不同历史时期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史事,从不同视角呈现中华民族历史的核心要义,即“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不断团结凝聚、共同奋进的历史。”

吴天宇博士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文化的双向互动》(2021年第11期),主要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与胡族在文化、制度方面的双向互动。一方面,十六国北朝的君主如刘渊、慕容儁、苻坚等人,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与吸收,同时大力崇尚儒学、提倡文教,呈现出“僭伪诸君有文学”的历史现象,这促进了胡族政权的部族传统向汉晋以来王朝制度的转变。另一方面,匈奴、羯、氐、羌、鲜卑等不同族群在进入中原后,与汉人交流、融合,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精神。正如陈寅恪所言,“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使其新机重启,扩大恢张,开创空前之世局。北朝胡族传统束缚小、守旧意识淡,文化制度实际上更具开放性和活力,对于隋唐帝国影响深远。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廖靖靖博士撰写的《兼容并包: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唐代的孕育生长》(2021年第12期),主要关注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和同为一”的伟大精神在唐代的孕育生长。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的唐朝,在政治、文化、经济上都被认为是古代史上的“治世”、“盛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的重要阶段,各民族的心理认同、互鉴、凝聚是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良壤。唐初高祖、太宗定立了民族团结和融合的基本政策,并成为此后二百余年朝廷及各级官员处理民族关系、相关事务的重要依据。边疆诸族从渐慕华风到主动华夏化,外来文化在包容的环境下被吸收、融入,实现在地化,孕育出“兼容并包”“和同为一家”的中华民族精神,深刻影响后世,彰显了“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丁慧倩副教授撰写的《10至14世纪中国历史疆域的发展与疆域管理》(2022年第2期),主要关注10至14世纪中国传统疆域的发展与疆域管理的形式。辽宋夏金时期中国东北、西北、青藏高原和西南地区的经营较前代更加深入,至蒙元统一时中国传统疆域扩展至最大。辽宋夏金元各王朝对各自的疆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和疆域管理方式。前代王朝实行松散的羁縻统治的边疆区域,在元朝时都正式纳入版图,阅户缴税,通过行省和宣慰司进行直接治理。元朝还构建起遍布全国的驿站和急递铺系统,保证中央的政令可以快速传达到各地。10至14世纪,在农耕、游牧、渔猎等多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中国从南北多政权并立,走向南北一统。元朝在中原文明基础上,海纳百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拓展“大一统”国家的基业。

彭勇教授撰写的《中外宴安:明代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共同理想和不懈追求》(2022年第3期),主要以明代隆庆年间的俺答封贡事件为中心,来揭示明朝北方民族关系从紧张到缓和,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长期以来明朝北方与蒙古部的关系紧张,无论是明朝中央还是蒙古部都在寻找机会,改善双方的关系。1571年,明穆宗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部落归附于明朝,规定了朝贡的贡期、贡额与贡道,重新开放互市。此一事件体现出张居正、高拱等明朝官员以“华夷一家”的原则来处理边地民族事务,彼此照顾到对方的利益,消除对立和隔阂,最终解决了困扰明廷二百年的民族关系对立问题。由此可知,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华夷一家”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

周海建博士撰写的《抗战时期的西迁运动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抗战》(2022年第4期),主要关注抗战时期的西迁运动与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间的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机构和人员为躲避战火、保存实力,通过不同路线内迁至多民族杂居的西部地区。他们的西迁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民众的相互接触、沟通和交流,增强了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西迁也为西部地区带去了较为现代化的机器、管理经验以及各式各样的人才,在西迁人员与当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西部地区的工业企业、道路交通、文化教育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纽带明显加强,使得西部地区成为中国进行持久抗战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基地。由此亦可证明,“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中国民族教育》杂志是教育部主管的指导全国民族教育的刊物,在我国民族教育领域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此次刊发三交史专稿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普及的一次有益探索尝试,也是深入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搞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宣传教育的具体体现。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我国民族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有着深厚的学术积淀和鲜明的教学特色。20世纪50年代起,历史学专业的师生就承担了中央政府组织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既为确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也为新中国民族研究和教育事业积蓄了一大批专业人才。90年代,历史系教师、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梳理了中华各民族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相互融合,揭示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展现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缔造与发展的历程,在民族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新世纪以来,学院教师主编的《中国民族历史文献学》、《中国民族史概要》分别获评北京高等学校精品教材、优质本科教材课件,主讲的《中国南方民族史》获评北京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国民族史教学团队获评“北京高校优秀本科育人团队”,推出的《中华民族历史》MOOC入选教育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联合13所高校申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教育研究虚拟教研室”入选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在民族历史教育领域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


(文:陈鹏/图:吴天宇、廖靖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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