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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海教授应邀为历史文化学院做讲座

【发布日期:2020-12-01 | 点击数:

性格、学术创新与社会变革——以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为例》讲座纪要

2020年11月26日19时至21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80期通过线上平台腾讯会议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林海教授应邀讲座,题目为《性格、学术创新与社会变革——以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为例》。本次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武可老师主持,参加者除学院本科生与研究生外,还有复旦、南开、北师大、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师生,总计150余人。

刘教授讲座的主旨,是结合瓦拉、伊拉斯谟、路德这三位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期的著名学者案例,说明个人性格、学术创新与社会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三位学者,源于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在学理上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具体到每个学人则关注三个方面:他们生平反映出怎样的个人性格,他们的学术创新点与价值何在,以及如何从个人性格与社会变革的角度理解和评价他们的学术创新。

第一个案例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其特征可以概括为“愤青”。瓦拉出身官宦家庭,志在出仕。他在学术上具有才气,弱冠成名;也因此形成恃才傲物的性格。他自视甚高,经常批评自己的资助者,导致四处流浪。在此过程中,瓦拉曾在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的宫廷中任门客,获国王支持。瓦拉的仕途顶峰,是最终如愿进入教廷,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

瓦拉在学术上贡献不亚于同时代人,但他对后世影响深远。瓦拉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论著是《论〈君士坦丁的赠礼〉》,其核心内容为证明《君士坦丁的赠礼》(以下以《赠礼》简称)是伪作。《赠礼》是获得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合法认可的法律依据,教会据此文献声称:君士坦丁一世将罗马周围的城镇、乃至帝国西部的管辖权与所有权赠予教会。瓦拉则通过文献学考证,指出《赠礼》实际出现于8到9世纪。

瓦拉从语言、历史、法权等方面论证《赠礼》为伪造,论证思路为:如果《赠礼》可能是它所声称时代的产物应该怎样,现实的历史是否支撑这样的假设?他主张:从可能性与现实性角度看,《赠礼》都不可能是真实文献。首先,理论上,君士坦丁这样的统治者不可能将最高权力授予他人,这样做在罗马法权上亦无依据支持。其次,从《赠礼》声称出现的4世纪直至它实际出现的8到9世纪,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法律文献曾经存在过,这一时期也没有君主或主教以此文献证明自身诉求的合理性。《赠礼》首次真正发挥实际作用,是在11世纪东西教会分裂时期。最后,瓦拉作为语言学家,从《赠礼》中出现的时代错乱术语及语法风格指出,它不可能是4世纪的文献。

瓦拉撰写《论〈君士坦丁的赠礼〉》的原因有二。首先与他的“愤青”性格有关:他好辩论打笔墨官司,往往提出离经叛道的观点,批判攻击其他的知识分子。其次则是生计所迫。他写作《论〈君士坦丁的赠礼〉》时,正为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效力,彼时阿方索五世与教皇因那不勒斯王国的继承发生冲突。瓦拉写作的直接而现实的动机:为了现实政治宣传的需要。从影响的角度看,《论〈君士坦丁的赠礼〉》最初只是小规模流传,现实影响有限。从学理角度看,早在瓦拉之前就有学人怀疑《赠礼》的真实性,只不过没有像瓦拉那样给出过硬的证据。而在瓦拉之后,亦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相似结论。瓦拉著作真正广泛影响到社会变革是在宗教改革时期:1517年《论〈君士坦丁的赠礼〉》在德国印刷出版。

第二个案例是伊拉斯谟,其特征可以归纳为“独立但不自由”。伊拉斯谟与瓦拉一样是教士,他获得教皇许可挂名领薪俸四处游历,但他与瓦拉不同,无心仕途。16世纪初,伊拉斯谟在西欧知识界成为影响力大的名人,1521年他定居瑞士巴塞尔后专心治学。

伊拉斯谟的学术创新表现为他的《新约译注》,这部著作对宗教改革影响深远。他在游学过程中,发现了瓦拉生前未刊的手稿《新约批注》,从而坚定了他进一步研究分析《圣经》的信心。伊拉斯谟在《新约译注》的前言中提出了他的见解:首先,人人可读且必读《圣经》,它不是神学家的专利;其次,《圣经》要实现人人能读且广泛传播,需要译为方言;第三,所有人都能成为神学家。因此,《圣经》在他看来不是三段论或辩论,而是生活指南。他通过比照希腊文,发现天主教通行版《圣经》中存在翻译缺陷,因而质疑《圣经》中核心信仰的核心证据。

伊拉斯谟对《圣经》的理解,与主流观念相冲突,也引发神学家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他本身就是体制的受益者:他与教廷关系良好,因此虽引发争议,却未受实质冲击。路德认为自己的神学思想受伊拉斯谟启发,起初双方关系融洽;但德国农民战争开始后,双方关系急转直下。伊拉斯谟被天主教教会视为路德改革的元凶或帮凶。他为表明立场,撰写文章《论意志自由》,赞同教会主流观点,加上少数不反对主流观点的自己理解,以证明自己政治上的可靠,因此与路德分道扬镳。这实际体现出伊拉斯谟矛盾的境地。他性格较温和,不喜欢论战,始终希望保持独立,追求学术自由,试图远离各派纷争。但他保持独立的代价是得罪各派,路德与天主教都不认可他。他是体制受益者,难以摆脱体制,自觉不自觉被卷入各派。他对教会的态度并非完全否定,是批判而非否定。他的这一矛盾境地,既有个人矛盾,也有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者的矛盾。他不是完全自由独立,他温和的性格意味自己处境艰难。

第三个案例是路德,其特征可以称为“问题青年”。这一案例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是路德而非其他人在16世纪发起了宗教改革。从路德的生平看,他出身农家子弟;路德的父亲后来虽成为矿工,但这不宜理解为是小资产阶级家庭。路德的家庭生活水平一般,他的早年贫困。因此路德的父亲安排他读法律,希望学成之后能够养家。但路德毕业后进入修道院,与家庭产生矛盾,他成为符滕堡大学教师后,与家庭的矛盾才有所缓和。

路德在学术上的创新是《九十五条论纲》(以下简称《论纲》)。路德起初是抱着讨论的态度,提出了《论纲》中的某些问题。《论纲》无疑存在,但路德是否如通常叙述那样贴出了《论纲》,学界则存在争论。《论纲》通常被视为宗教改革这一革命的开始,但在具体历史进程中,革命是否可以避免?路德无疑对教会贩卖赎罪券的实践有异议,但他就此发表自己见解时较为克制:他以书信的方式向选帝侯与大主教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却石沉大海。天主教教会以傲慢的态度回应路德,教会的弹压激化了矛盾,导致路德认为只能根据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对错。《论纲》的内容,从理论与实际上否定了教会搜刮民众的合理性。但它所产生的效应,却是路德始料未及的。民众对赎罪券的反感使《论纲》不胫而走并广泛传播。原本的学术讨论演变为政治事件;路德对教会的态度也由怀疑变为否定,从而引发社会与宗教革命。

路德为何能发表《论纲》,可以说是他“问题青年”的个性使然。美国学者艾里克森的《青年路德》利用心理学分析剖析路德。在他看来:路德成长的青年时期出现认同危机,度过危机的方式则是发动宗教改革这一革命。以此来看,路德的性格中充满了矛盾:既顺从又叛逆、身心之间存在着矛盾与痛苦、对上帝的态度爱恨交加,可以说,路德性格中的矛盾与痛苦,导致了革命。

最后,刘教授以“学术的力量”作为总结。书斋革命是社会变革的第一步;而书斋中所关注的问题则源于现实;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要到源头去寻找,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追根溯源(ad fontes);从这个角度看,答案就在书中。具体到讲座中的三个案例人物,他们的共性是在研究《圣经》中找到答案。而从性格、学术创新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看:痛苦的灵魂孕育了伟大的学术;伟大的学术催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推动时代变革;处于时代中的学者是否具备上述特质,取决于灵魂深处是否酝酿着问题。

讲座最后,武可老师再次表达了对刘林海教授的感谢,并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与评价。刘教授的讲座,不仅从性格、学术创新与社会变革的角度加深了我们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著名学者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学术研究的意义及方法。在互动提问环节,刘教授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予以耐心细致的回答,同学们受益良多,讲座在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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