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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为历史文化学院做线上学术讲座

【发布日期:2020-06-25 | 点击数:

2020年6月22日晚19时至21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68期开讲,由于受疫情影响,本次讲座通过腾讯会议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的题目为“汉唐‘王言’研究的几个问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宪实教授主讲,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蒙曼教授主持,讲座吸引包括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机构的数百位老师、同学参与。

讲座伊始,孟教授首先对什么是“王言”进行了解释。《唐六典》对于王言有着具体定义,称为“王言之制”,又称军国之政令,共分七种,包括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王言之制主要的内容,除颁布国家政令以外,很多都和任命官员有关。可以说,所谓的王言之制,就是古代中国秦汉以后国家在治理天下过程中,经过系统的文书表达方式发布的最高命令。唐代法律文献中,王言有各种具体称呼,又叫制敕,唐后期至宋代以后,又喜用诏令、大诏令等。王言拥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作为国家的最高命令,必须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皇帝的诏令是得到法律的全面维护的,违背皇帝的诏令即是违法,诏令的传达过程中出现错误、延迟,也是违法。诏令在传达过程中,如果发现文字出现错误,也有具体的反馈渠道,如何修改也有具体的规定,这一点在《唐律疏议》中体现的比较清楚。孟教授指出,王言是除法律外,另一个古代国家治理天下非常重要的方式。根据黄正建先生的研究,作为王言的制敕,其法律地位明显高于官文书。王立民先生的研究则表明,唐律实施过程中,司法官员依照制敕而不是律文断案的情况很普遍,甚至出现“一切取最后敕为定”的情况。

王言之制并非始于唐代,秦汉已经开启了王言的制度史,《史记》卷六中记载皇帝命令称“制”和“诏”,这是王言最初的说法。《汉制度》称“帝之下书有四”,同《唐六典》规定的“王言之制有七”内在联系性非常强,汉唐之间有变化更有继承,就皇帝制度而言,其变化性是次要的,继承性是主要的。蔡邕《独断》中记载“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书”,同《汉制度》一致,《文心雕龙》中记载亦同《独断》一致。汉唐之间各个朝代对于王言资料都很重视,但由于战乱,唐代以前有关王言之制的书籍未能保留下来,现存最重要的资料是宋人编辑的《唐大诏令集》。孟教授指出,王言之制是皇帝制度的一部分,皇帝制度之前也应该有类似的王言,但之前的王言不能与皇帝制度下的王言之制混为一谈,因为皇帝制度是两千年来中国制度的骨干,而王言一直都是和皇帝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的。

孟教授认为邓小南教授提出的“活的制度史”,应该考虑法规与王言这两个重要方面的结合,法规加上王言就是制度的全体,就构成了“活的制度史”。因为王言一方面在执行法规,另一方面在补充法规,王言也有调整制度的功能。以唐代为例,律令格式作为成文法需要维护一定的稳定性,而日常的国家治理却是千姿百态,故用王言应对新现象、新问题,先对具体问题进行处置,有的王言就是临时性,有针对性的,针对一人、一事而发布。临时性、针对性的王言与常规性的律令格式共同编织了一个时代法律的文本秩序。法规是制度的基础,王言是在法规基础上具体的政策,这种政策具有稳定性之后,也可以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孟教授指出:如何重视“活的制度史”的研究,重视王言是应有之义,“活的制度史”的研究脱离不开文书。

关于研究王言之制有何意义,孟教授认为,研究皇帝制度的运行,王言之制是最核心资料,也是最关键证据。王言的形成、传达、保存等等都是古代皇帝制度运作的具体内容,做在研究皇帝制度,研究国家最高权力的使用方面,过去对于最重要资料王言的研究不够,关于王言之制的研究不系统、不全面、不深刻,缺乏应有的研究。在研究中国古代制度史的过程中,没有理由不重视王言的研究。对于从汉到唐王言之制的研究,日本学者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以至一些基本的研究资料需要从日本学者的研究出发。通过对于王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具体的人。研究诏书,不仅要看到诏书表面,还要看到诏书背后的形成轨迹,是什么人在诏书形成中起到决定作用,这也有助于理解谁在掌控国家、掌控皇权的问题,从而提出更深刻的问题、见解。孟教授认为,在看史书时,不能被乾纲独断、皇帝专行的文学描述所迷惑,一定要回到文本证据,即王言上来。皇帝制度是中国古代的根本政治制度,皇权是国家的至高法权,但过去对于皇帝制度的研究有一点不太深入之处,即很少接触王言。如何深入研究、了解中国皇帝制度,从王言出发是不二法门,从文书制度研究制度运行也是不二法门。

以唐高宗时期的两件王言为例,孟教授讨论了王言形成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后,出家人是否礼敬王者,东晋时就引发有关讨论,一直有一股力量希望迫使出家人礼拜王者,东晋时进行过两次有关尝试,南齐时进行过一次,都宣告失败。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唐高宗下敕旨,要求僧道礼拜君亲,令有司讨论。五月十九日,唐高宗召集九品以上文武官员以及州县官千余人在尚书省讨论,佛教界亦有三百余人尝试参加,被司礼李博乂劝退。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衙门为单位进行表决,御史台官员认为不合适,改为官员独自写报告,交予尚书省,由礼部尚书总结交皇帝。第二阶段即官员独自撰写报告表达意见,每个官员都阅读过高宗敕旨,了解皇帝动机、意图,最终统计539人不同意皇帝意见,354人同意,大多数大臣反对皇帝意见。至六月八日第二份诏书,高宗被迫妥协,放弃最重要的礼拜王者。这一案例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在皇权具体运作过程中,皇帝的个人意志究竟要怎么看待。皇权不可以简单理解为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每一道具体的王言出台都有着具体规定,大臣可以提出反对性意见,皇帝也可以妥协。孟教授认为,历史研究一定要进入具体的情境中讨论,不能依靠观念,要回到政治运作的具体环境中去,这样会有具体的发现。

互动环节,老师、同学们就王言概念的来源、唐宋之交王言伴随怎样思路的发展、如何从文学视角对唐代诏书进行研究等具体问题向孟教授请教,孟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一一给予解答。最后,蒙曼教授再次向孟教授致谢,并对本科生、研究生同学提出期望,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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