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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晓阳研究员为历史文化学院做线上学术讲座

【发布日期:2020-06-12 | 点击数:

2020年6月9日19时至21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64期)在腾讯会议平台顺利举办。本次演讲嘉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晓阳研究员。讲座由徐永志教授主持,陈鹏副院长及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马金生副教授等近300位师生参加了本次线上讲座。

一、讲座内容

赵晓阳老师首先对“社会调查”这一概念做了解释:“社会调查是为一定的社会服务或学术研究目的,针对社会事实和现象,某个区域社会概况,有意识地运用询问、实地观察或征集问卷等方法,从事资料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赵老师提到,其实中国传统学术中也有社会调查的记录和运用,如司马迁的《史记》、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有基于实地调查的资料和口述访谈。但是她认为这与我们今天所提的基于科学观念和精神形成的“社会调查”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传统的调查和访谈只是作为文字材料的补充,没有像西方的社会调查一样形成科学系统的学科运作。

中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的出现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是紧密相关的。赵老师以时间为线索,对有关社会调查的人物和成果进行了细致梳理。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最早开设了社会学课程。1914年传教士葛学溥在沪江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中国第一位获得社会学的博士是朱友渔,他于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传教士甘博、步济时等人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进行大量专业的社会学工作,1913年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里成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是中国第一个社会调查机构。1914至1915年,在步济时指导下,北京社会实进会对北京地区的302名人力车夫进行了人力车夫调查,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的社会调查。1919年,北京社会实进会创办《新社会》,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研究杂志,成为五四时期极有影响的刊物。1918至1919年,步济时和甘博等人对北京城市进行调查,标志着中国城市调查的开始,他们也被誉为社会调查方法的先驱。1921年他们在美国出版了《北京社会调查》一书,这也是著名的“春田调查法”首次运用于中国的社会调查中,春田调查方法是社会学专业调查的开始和基础,吴文藻称其为“后来一切同样调查的模范”。中国人最早提倡开展社会调查是在1918年,陶孟和在《新青年》发表了《社会调查》一文。1929年,陶孟和成立了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社会学研究机构。

创建于1919年的燕京大学是民国时期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由一群志同道合、都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来华任传教士创建,步济时担任了该社会学系第一任系主任。燕大社会学系虽是此时期出现的第三个社会学系,却是当时最有活力、最有贡献的团体组织,创造了中国社会学史上众多“第一”,形成了著名的燕京学派。燕大师生曾对北京42个行会做过调查,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社会调查研究中国传统行会,1928年出版了《北京行会》一书。燕大社会学系聘请了众多知名社会学者任教,师生开展了众多社会调查,此后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优秀成果,如《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1924年)、甘博的《北京的工资》(1929年)、严景耀的《北平犯罪研究》(1929年),甘博与燕大学生共同撰写的《北平的中国家庭是怎样生活的》(1933年)。

赵老师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阐述了社会调查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国际上,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兴起,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向海外派遣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传教士的运动,与以往派遣的传教士有很大不同的是,此次派遣的传教士都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和训练。正是这批人推动了早期汉学从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转型,他们也成为美国最早的汉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记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等等。国内的精英知识分子受到外国人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启发,把他们当成自身学习的对象和榜样,也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成果众多。比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翰笙和卜凯的社会调查、北大收藏的燕大社会学系学生的调查作业和毕业论文等等。

赵老师认为社会调查是一场“无声的革命”,社会调查的特殊性致使国人目光向下,从看似平常的生活中发现规律,用新知识、新方法来实现社会改造。对中国这样一个从来注重“精英文化”的国家而言,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惟书”知识观已被注重社会实践的新观念所替代,实地调查的意义如同革命一般。在今天,社会调查已经成为社会常态、普遍共识,包括我们的历史学研究,也在进行口述访谈和实地调查,成为纸质文献查找之外的重要补充。讲座最后,赵老师提到,今天我们如何在挖掘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找寻真正意义上的国粹,通过借鉴西学的理论方法来认知中国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反复咀嚼找寻出来的文化理念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因此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学术层面,而且具有现实关照的实践价值。

二、总结评议



讲座结束后,徐永志教授进行了简要评议,用获益匪浅和备感亲切两句话概括了对于赵老师讲座的感受。

所谓亲切,是徐老师对讲座里提到的一些前辈学者和地方也有些许了解。如吴文藻先生在民大于北京建校时,和一些著名学者从燕京大学并入民大当时的历史系,将燕大的社会学学科带入民族史研究中,随后又创臻辟莽,建立起民大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科,认为民国社会调查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民大学者为骨干开展的全国少数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等有学术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引与影响;目前民大正在进行的历史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等双一流学科建设更应继承吴文藻及费孝通、王锺翰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滋养和思想与精神的指引,砥砺前行。再如李景汉先生,当年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深入徐老师的老家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市),一呆就是七年,以社会调查入手,进行乡村社会服务,开展起治贫治愚等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今天在全国方兴未艾的振兴乡村实践中也依稀可见他们当年留下的印痕,弥足珍贵,可资我们借鉴。

获益之处很多,限于时间,徐老师在这里主要谈了两个方面:一是讲座的视角新颖。近代中国的社会调查主体有国内外民间与官方,学校与社会团体、传教士与知识精英等,林林总总,但将社会调查置于中西、学校和社会进行比较审视,且将当时和现在一线牵,令人耳目一新;二是,讲座的内容精深。通过以时间为经,人物、机构和成果为纬,勾勒了民国社会调查的概貌,从中认识到了民国社会调查经历了输入期、发展期和高峰期以及与时代互动相应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深化了对西学中国化问题的认识与体悟。

三、问答互动



在提问和交流环节,与会同学热情高涨,评论区问题不断,赵晓阳老师逐一进行了耐心解答,徐永志老师也针对同学的问题和感悟发表了看法。限于篇幅,摘取以下三个问答。

问:社会调查和情报搜集如何区分呢?日本的《满铁调查报告》应该被视为社会调查吗?

答:社会调查与情报搜集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多国家希望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因此曾派遣很多传教士来华,直到今天也非常关注我们的公开出版刊物。社会调查是一个基础的科学工作,利用它的时候将其当做情报搜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像你提到的日本《满铁调查报告》,所以无法将二者截然区分。

问:在分析社会经济调查报告这类史料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其中的数据真实性如何?如果发现个别数据与其他史料有所出入该如何处理?

答:历史学这门学科需要我们大量阅读资料,我们需要掌握社会调查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资料,再来解读这篇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整体状况有了大致了解后,再落实到某一地区的经济数据,才能做出判断。当数据有出入的时候,没有捷径,只能依靠大量的阅读,对该地区有了全面了解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民国的社会调查尽管运用了科学方法,但是考察其来源后,我们会发现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这些调查在数据上不是很精确。不过确实为当时科学认识中国开启了先河。

问:现在做历史学口述需要在前期做什么准备?应该在选题开始前做口述,还是应该在选题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再去做口述?

答:应该在选题进行一段时间后再做口述。首先可以先看一些口述史相关的方法指南,掌握一些口述的操作方法。其次一定要在阅读了相当多资料后再进行口述,对资料有搜集、对动态有了解、对问题有思考,这样在进行访谈时会有的放矢,取得更好的效果。口述是对文献资料的补充,而非替代,所以先了解、再口述,会帮助你更深刻地感受理解文献资料。

最后,参与讲座的师生们对赵老师表示感谢,徐老师也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同赵老师交流、和大家汇报。讲座在愉快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2019级硕士李丹阳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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