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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冯建勇教授为历史文化学院做线上学术讲座

【发布日期:2020-06-10 | 点击数:

2020年6月5日晚19至20:30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63期通过线上平台“腾讯会议”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武麟教授主持,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冯建勇教授主讲,题目是“道路延伸于边疆‘内’‘外’之间—民国时期边疆交通的议程与隐喻”。参加此次会议的除本院师生外,还有来自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与师生。与会人员达两百余人。

 

会议内容

本次讲座之主旨,乃是将民国时期的边疆交通建设——主要是内地与边疆间交通建设、边疆与周边邻国间交通建设等两种形态——纳入考察视野,希冀展现这一时期边疆交通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边疆治理亦“内”亦“外”的多歧性。为此,冯建勇教授主要就以下四个问题展开阐述:

一、离散之源:边外之路的“耻辱记忆”

救亡时代人们如何认知边疆交通?19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对于列强来说,夺取边疆交通主导权,并非仅为解决有关本国商业贸易的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到谁将在中国边疆地区拥有主导影响力的重大问题。冯建勇教授分析道基于上述“屈辱”的历史记忆,接着列举孙中山《建国方略》和蒋介石“现实主义”的视角证明边疆交通建设在救亡时代的中国往往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一时期,在社会舆论层面,一些知识精英也围绕内地与边疆交通建设问题展开了四个方面的讨论。冯建勇教授总结道,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社会精英,均将内地通向边疆的道路想象为连接内地与边疆、统合边疆民族、建构“均质化”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但一些社会精英却发现,当内地与边疆交通愈益隔阂之际,边疆与周边邻国间的交通反倒更为便利和通畅。冯建勇老师以日本密探日野强《伊利纪行》中的“观察”和北京政府财政部特派员谢彬的记载、苏联土西铁路的开通、一位国外观察家的描述来印证上述结论。冯建勇教授再举滇越铁路的例子说明不仅西北新疆与内地、邻国交通状况让国人作如是观,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存在类似状况。上述考察表明,中国内地与边疆交通极度落后之状况,与毗邻外国境内交通的发达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一些具有危机感的社会知识精英开始对边疆交通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检讨-他们多担忧中国边疆政治因此而受他国的控制,同时亦成为他国的附庸,进而将以交通为纽带而形成的边疆与周边国家之交往视为离散之源。

 

二、仪式展演:“缩地之方”的话语政治

政府如何通过仪式来表达国家的“在场”?有鉴于中国内地与边疆交通落后之情状,以及一个由邻国(或邻国的宗主国)推动、颇具野心的道路修筑活动对贸易关系、工商利益、国家主权等带来的挑战,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常有修筑连接内地与边疆之道路的声音见诸于报端。期间,国民政府以“开发边疆”为号召,有意识地推进内地与边疆间的交通建设。冯建勇教授谈到国民政府颇为看重京滇公路附着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京滇公路尚未完工的时候,蒋介石就授意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组织“京滇公路周览会”,后遵照蒋介石的意旨,行政院组织成立了以储民谊为团长的“京滇周览团”。冯建勇教授指出如果将“京滇周览团”所开展的周览活动置于人类学框架下进行审视,正如格尔茨“剧场国家”理论那样,仪式感十足的“周览团”体现了一种国家政治场域内的谋略和一种被规定的意识形态。在“京滇公路周览团”巡展的这一中心舞台上,国家政权的意志、地方政府的诉求,社会知识精英的表达等竟相登场,但显而易见,国家才是占据舞台中心的主角,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增进边疆交通建设、统合边疆民族已然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急务。

 

三、现实困境:边疆交通建设的财政难题与权力竞争

财政和政治如何影响边疆交通?冯建勇教授在第三部分分析尽管高调宣扬内地与边疆间交通建设的“缩地之方”意义,但京滇公路的筑成仍可视为一个特例。多数时候,此类边疆交通建设仍将不得不面对财政和权力竞争两个现实难题。新疆政变后,从中央政府到社会舆论,均将推进内地与边疆的交通建设视作中央政府统合新疆的有效方式。在此背景下,“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于1933年拟定了《新疆建设计划大纲草案》,计划完成西安至伊利铁路,整理绥新汽车路、恢复汽车运输,修筑兰州、迪化至塔城公路,筹备欧亚航空公司兰州-迪化-塔城间航行。冯建勇教授具体分析“绥新汽车路”、“甘新公路”、“内地飞迪化的航空线”三项工程,都存在财政困难和权力竞争的现实难题。综述所述,尽管中央政府将连接内地与边疆之交通赋予政治统合、经济发展、族际整合与抵御外辱等多重意义,但边疆地方当局似乎不作如是观。整体而言,这一时期连接内地与边疆之道路修筑过程中层现的财政困难和权力竞争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因素。站在中央政府的立场来看,修筑从内地通往边疆的道路,是凝聚中央与边疆共同体的基石,能够维护国家的向心力、内聚力,并能有效提升中国与周边强邻抗衡的力量;但对于边疆地方势力而言,他们对连接内地与边疆的道路修建有自己的理解,具体而言,他们疑惧道路的修筑将增强中央政府对本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进而招致自身统治权之丧失。

四、话语转换:抗战边疆国际交通叙事的重构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人尚以“屈辱”的心态来看待连接边疆与境外的交通,那么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连接边疆与境外的交通突然间成了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动脉,于此情形之下,从中央政府到社会舆论如何塑造有关边疆与境外交通的话语表达?冯建勇教授指出认知态度的转变深刻地影响时人关于边疆与境外之国际交通线的话语表达,相较于早期国人将边疆与境外之间的交通视为“离散之源”的立场,抗战时期社会知识精英有关边疆与境外交通的“国家生命线”表述陡然偏离了传统的“帝国主义”的叙事模式。此时,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东南沿海交通封锁,国民政府积极开辟连接内陆边疆与境外之国际交通线。冯建勇教授同时指出,国民政府开辟交通线也受到地方势力的阻扰,如中印公路因西藏地方据却而中止、新疆当局严格限制苏联援助物资运出新疆的总数。但是总体而言,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摆在中央政府和社会舆论面前的难题,已经不再是考量连接边疆与境外交通之“政治性”和“主导权”的问题了,而是如何从以往的“雪耻”观中摆脱出来,考虑如何与苏、英(印)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以及应该如何改善中国内陆边疆与境外邻国之间的交通,从而获得源源不断外援,藉以化解眼前的抗战困境。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和社会舆论顺应史势之变,在话语建构层面推翻了传统的检讨式“帝国主义”叙事框架,转而在“抗战建国”的旗帜下,形成了“交通建国”的另类书写。 当然,也不难发现,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相关边疆地方当局仍心怀私念,以致争权夺利的内部政争超越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意识。

五、小结

冯建勇教授此次讲座考察了民国时期政府和知识精英关于边疆交通-主要是内地与边疆间交通建设、边疆与周边邻国间交通建设等两个“外”的形态—的认知,籍以检讨彼时边疆交通与边疆治理的紧密关联性。报告内容揭示,边疆交通不仅时一种技术工具,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与以往研究多描述中央政府修筑道路、统合边疆无往而不胜的历史场景,本次讲座表明,连接内地与边疆以至境外的交通建设,既要有中央政府的主导,也离不开边疆地方政府的配合。同时从时空的维度来检讨时人的边疆交通叙事衍变,我们还将发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成为了一个清晰的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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