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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张永老师为历史文化学院做线上学术讲座

【发布日期:2020-06-10 | 点击数:

2020年6月3日19时至21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现代史名家系列讲座第三期于腾讯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本次讲座主题为“抗战时期的精英缺位与庶民翻身”,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永副教授主讲,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崔岷教授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李国芳教授与谈。除本院师生外,另有学界同仁以及其他高校史学专业学生,共计二百余人参加了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内容】

首先,张永老师谦虚地表示,本次讲座的主题是他正在创作的一篇还未完成的论文,因此还不是很成熟,讨论的空间比较大。这篇论文有两个问题意识,一是近代中国为何会发生阶级颠覆,为什么精英阶层被推翻,下层阶层被翻到上面,为什么会发生所谓的社会革命,他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另外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他对比国共两党的党魁—蒋介石和毛泽东当年的花销、收入,观察两党的阶级代表性。他认为战争使发生阶级翻转、颠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战争是一种极限的压力和大的冲击,它对阶级结构也是一种强大的冲击。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冲击,阶级结构被颠覆的可能性并不大。接着,他以抗日战争为例,指出抗日战争的发生其实为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条件。

不过,也有许多国家经历了很多次战争,但是那些国家并没有发生像中国这样的阶级颠覆。首先张老师以英国为例。他指出,英国近代也发生了多次战争,不过基本都是英国获胜,这是它没有发生阶级颠覆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英国贵族在战争中比较英勇,老百姓觉得贵族值得钦佩。比如著名小说《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的传记中记载,整个一战伊顿中学有五千多人参战(奥威尔毕业于伊顿中学)。伊顿中学每年只招二百人,至当时一共毕业有七千多人,而五千多人都去打仗了,阵亡一千多人,他们基本在军队里面担任连长、排长。整个一战中英国的精英损失非常惨重,伊顿中学五千多人参战阵亡一千多人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也赢得了人民的尊重。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的王室。基本王室的每一代人都要有一个人去参军。比如安德鲁王子在马岛海战中在航母上自己驾飞机去参战;现在的哈里王子,在伊拉克、阿富汗都服役过,参加过面对面的战争;现在的英国女王,当年的伊丽莎白公主也参过军,当然没有在前线,而是在一个汽车部队里。这些体现了英国贵族的勇气和责任感,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在国家内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利。

不过,中世纪的那些欧洲贵族,包括后来移民至美洲的那批人,他们都存在好勇斗狠的问题,贵族之间的争斗非常多,因此最后他们通过创造法律建立规则,服从法律的约束,所以现代法律是贵族打出来的。而为什么像欧洲日耳曼人这些蛮族能够想出文明解决暴力的方案,张老师认为这涉及到西方文明起源的问题。1215年英国贵族强迫国王签署的《大宪章》是用拉丁文书写的,这种法制文化世纪来源于古希腊罗马,不是来源于日耳曼这些蛮族。这是继承了前人的智慧以及三级接力的结果,而非这些白人凭空创造。所谓三级接力,首先是古埃及文明,它衰落后希腊、罗马崛起,希腊、罗马人是站在了古埃及人的肩膀上。因此,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西之间的对比是中国独自和一个“接力队”—古埃及人、古希腊、罗马人以及现在的欧洲人赛跑。

张老师又以美国为例。美国最早的移民“五月花号”这些人,在下船之前就制定《“五月花号”公约》,因此法制在美国建立起来。美国没有贵族,公民都是平等的,但是又可以说美国每个人都是贵族,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产、公民权,所以他们保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意识和英国贵族差不多。他认为,“美国的平民是站在英国贵族的肩膀上”。美国的精英也有非常强的捍卫权利的尚武精神。西奥多·罗斯福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美西战争时当了海军部副部长,而后又自己组建了一个志愿军,很快就声名鹊起,42岁就当上了总统。他曾这样评价他的队伍:“我们有不少东部的一流年轻战士,他们多数毕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所以可见精英的勇猛在美国也非常受推崇。

接着,张老师以中国的情况作对比。他认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的尚武精神和英国是类似的,但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中国实行郡县制,不再分封贵族,由皇帝直接任命官吏,消除了挑战皇权的不利因素,并且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文人治理国家,所创造的是一批新的文人精英阶层。这些人和贵族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因此不会对皇帝造成威胁。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在农业社会是一个很先进的制度,整个官僚体系也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体系。

不过,这个新的精英阶层没有独立人格,非常文弱,相当于皇帝的“奴才”。张永老师讲到,决定过去中国两千多年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早期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分权思想,也有独立人格,比如孟子提到的“大丈夫人格”,这些都属于贵族精神。但是到了秦始皇大一统后,贵族精神就没有了,儒家被法家驯化,变成了法家的奴才,所以朱元璋看到《孟子》中“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话语时才将它删掉。

而近代中国面对的敌人已经不是原来的北方蛮族,而是西方的“高知蛮族”。所谓“高知蛮族”,指欧美人既有文明的特点,也有野蛮的一面。日本学习西方后迅速强大起来后开始侵略中国,也相当于一个“高知蛮族”。近代中国在文化、技术上的落后导致不断的挨打,这就给中国的精英阶层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而他们没有能力应对这个挑战,造成了他们的衰落,所以他们的衰落又造成了他们被推翻。

具体而言,抗战前中国虽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但抗战爆发后学生真正去参军的人数并不多。精英阶层里面的领袖也都比较软弱。比如汪精卫和胡适。另如,钱钟书、张爱玲的作品就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的生活,基本的主调就是逃难。张爱玲更是直接嫁给了汪伪的胡兰成。与英美相比,中国的精英阶层就非常懦弱。当然也有勇猛的精英,像西南联大当时有八百多人参军。但他们和英美的精英还不太一样,他们主要是做翻译,死亡率并不高。因此即使最英勇的精英他们比还是有差别,在外国观察家看来就觉得难以接受,比如史迪威在日记里面有很多对国民党精英的的痛斥。因此张老师认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抗战期间就相对衰落了。

其次是庶民的翻身。张永老师分析了华北在抗战中的作用。他以刘斐对抗战形势的判断为例,指出日本侵略中国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中国承认“伪满”,而华北作为东三省的外围,日本对其非常重视,建了无数的炮楼并不断地扫荡,击败了很多国民党军队,很多人投降日本。而共产党主要是靠农民抗战,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它将农民提拔起来填补精英缺位造成的空白,但是农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文化。因此庶民翻身很大程度上是讲农民怎么学文化。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秦基伟战争日记》中的记载。秦基伟本不太识字,至抗战时期他已成为军分区司令,因此他用写日记的方式提高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庶民翻身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秦基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而翻的最高的当属毛泽东。从知识来讲,国民党将领比共产党将领读书读得多,但结果却是读书少的打败了读书多的。国民党精英将领虽然读书读的多,但是打仗的勇猛精神不如农民出身的共产党。

张老师又以《王恩茂日记》引出八路军中的文化教育问题。当时王恩茂在三五九旅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八路军的文化教育。他的日记中记载八路军的考试。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提拔他们当领导,培养后备干部,可以看出共产党提拔干部的热心。所以中国庶民翻身是靠共产党的,它有非常大的热情提高农民的文化。

还有一个例子是徐光耀(《小兵张嘎》的作者)的姐姐。徐光耀在日记中记载有一天收到姐姐的一封信,他对此很吃惊,因为他姐姐是一个已婚的农村文盲妇女,告知徐光耀她已经是一个脱产干部。中共提拔了很多地方干部,在此过程中庶民得到了翻身。在整个抗战中可以看到精英阶层的衰落和农民阶层的上升。因此最后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强大起来,国民党衰落下去,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很快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但是,庶民学习的文化是初级文化,所以中共在战争年代很英勇,进入和平年代后反而会有一定不适应,起初经常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勇猛的战争文化、制度,造成了经济建设的很多曲折。但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整体素质得到了提升,并且21世纪总体是比较和平的世纪。张永老师指出,走出革命时代的战争思维,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建设得更好。

【李国芳教授与谈】

李国芳老师认为张永老师所讲给大家呈现了非常宏大的景象,既有中外的对比,又有古今的变化,还有近现代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异同比较,最终落脚在中共革命为什么成功的问题上来。张永老师通过对中外古今的比较,观察进入抗日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在对付庞大的外敌侵略中的缺位以及相应的属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在共产党的动员之下,成为社会新的统治阶层或者说精英阶层,农民自身实现了翻身,同时也使中共革命取得了成功,这是张永老师讲座的最大的一个亮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中共革命成功。

李老师指出,农民的翻身还是一种社会流动性的问题。社会流动性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读书来取得知识获得知识,从原来社会的底层翻身。这是一种通过“文”的渠道实现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是我们中国社会特有的,这个办法是中国历史能够绵延两千多年没有中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的原因。中国社会能够随时持续充满社会流动性,整体上充满活力,这种活力支撑着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

 

另外一种就是“武”的社会流动性,就像抗日战争。不过这种社会流动是社会的非常态,因为这种方式付出的代价太大。而通过战争来实现社会流动在外国也是存在的,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传统的社会流动是通过读书实现的,当然也会造成一些像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塑造的文化传统中的弊病,但这些弊病是在某些场合、某些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在对付外敌军事入侵时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李老师指出,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两千年有它的内在机理存在。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应该持一种两分的态度,既要看到中国古代崇文轻武的传统在战争年代的劣势,也要看到在和平年代所具有的优势。张永老师的讲座,蕴含着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精英负起应有的责任,挑起应有的重担的愿望。

【问答】

针对有人提问“中共领导人很多是知识分子”的问题,张老师指出,他所讲的庶民不完全指这个人本身,而是指这个人的家庭出身。毛泽东虽然读过书,但他还是农家子弟。而中共的许多知识分子属于小知识分子、小知识青年,他们上一辈比较穷的,勉强读一点书,很多人的职业是小学教师,他们的出身还是比较穷苦的,当然也有富的,不过比例很小,在中共当中不占主体。张老师通过对比胡适的日记以及余秋里的回忆录印证了他的观点。

另外,针对“宗教领袖是否算精英”的问题,张老师指出,宗教领袖也算知识精英。因为宗教领袖和政治联系很大,他们有很多的信众,影响力很大。在西北地区某些基督教堂,很多地方遇事都要找他们解决,在动乱时期代替了政府,甚至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所以宗教领袖肯定肯定算精英,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受尊重的。除非是个人修行就不属于精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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