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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为历史文化学院做线上学术讲座

【发布日期:2020-05-26 | 点击数:

2020年5月22日晚19至21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59期通过线上平台“腾讯会议”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主讲,由我院丁慧倩副教授主持,主题为“唐代家庙营建与礼仪空间”。参加此次会议的除本院师生外,还有来自其他高校的学者与师生,约200人与会。

讲座内容

本讲座分为四部分内容,首先,游自勇老师对家庙营建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对唐代营建家庙的相关礼制进行了介绍;其次,游老师以牛僧孺《崔群家庙碑》等资料对祔庙与庙享的问题进行了阐释;再次,游老师以韦损家族和魏征家族为例,结合家族世系图,展示了唐代的庙祀过程与夺宗事例;最后,游老师梳理了从家庙到祠堂转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节点,以及家庙与后世祠堂的渊源关系。

一、家庙的营建

讲座伊始,游老师对中古与明清家庙的区别进行了分析。游老师认为,明清时期宗祠当中供奉的祖先牌位基本是累代的木主神位,其中有不少是庶人的牌位,以上现象不存在于中古时代。中古时代的家庙一般祭祀到曾祖,至多到高祖,这是中古时代家庙与明清时代家庙的最大区别。

家庙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身份制,家庙也是贵族的象征,所以存在立庙资格问题。游老师认为,曹魏以后官品出现,周代的爵位与曹魏以后的官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应关系。接着,游老师展示了中古家庙制度流变表,从这张表中得到以下信息:唐代取消“士”的立庙资格;五品以上官员享庙祀。游老师指出,“家庙”这一称呼在中唐以后才较多出现,“私庙”为唐朝法定用语,“先庙”全部见于庙碑标题。唐代家庙的建立,需事先上奏,得到许可后才能建庙。中唐以后,追赠立庙,成为对在职官员的一种封赏。为更好了解家庙在唐长安城的兴建情况,游老师展示了唐长安家庙分布图。从图中可以得知唐朝家庙兴盛于中唐以后,多分布在南部六坊。这种分布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南部六坊地价低于北部诸坊,另外,南部诸坊风景秀丽,也有游玩踏春的考虑。

二、祔庙与庙享

祔庙,即将祖先的神主牌位放到家庙中进行供奉。祔庙同样也需要上奏皇帝,经皇帝批准许可方能进行。关于祔庙过程的详细记录,见牛僧孺《崔群家庙碑》。游老师通过一张家庙建筑示意图展示了家庙的建制。从图中可以看到位于北部的堂是家庙祭祀的主体所在。堂的主体是中间的三室,即东、中、西三室,分别摆放父亲、祖父、曾祖的神主,以西为尊。其他祖先的神主均放置于厅堂西南角地下石龛中,只有等合祭时,这些祖先的神主才能摆放出来。祔庙仪式的完成,也标志着家庙的真正建立。游老师认为,在长安建立的家庙,不仅是家族礼仪活动的一个场所,而且可以看作是家族的纪念碑,展示家族的荣耀。

告庙,即在升官、立碑、婚娶等活动时,到家庙当中告知祖先的这一行为。关于主祀人,游老师梳理了唐代与后世的不同。唐代,所有的祭祀活动都由嫡长子主持或由嫡长子指定的人代为主持;后世,一般以族长或老者领头祭祀。游老师以唐代韩休家族为例,展示了中古时期,嫡长子继承制在祭祀当中的表现。

三、庙祀与夺宗

唐代家庙的存续受诸多因素影响,游老师分析了其中较为关键的因素。在唐代制度规定中,后世子孙是否做官是家庙存续的关键。只有当后世子孙官至五品,才能在去世后,将其神主祔庙。祭祀的花费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长安维持常祀、告庙等仪式,都需要较大开支。如果后世子孙做不到五品官,往往很难支撑这一系列祭祀活动,家庙祭祀就会断绝,这个家族就会从贵族体制当中退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德宗时期,更改了庙制。有家庙的家族,即使子孙只袭有爵位,官品不能达到有庙的标准,也可以祔庙。德宗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使贵族的祭祀能够传承延续。这也是安史之乱之后,德宗为重建统治秩序的一种变通做法。这样,唐后期,官品不能成为祭祀废止的主要原因,只要保有爵位即可祭祀。关于夺宗问题,游老师通过魏征家族世系图,展示了魏征家族内部大小宗的变化过程。魏征家族的嫡系在安史之乱后没落,祭祀废绝,作为支系的魏謩在宣宗时代入相,重修了废弃的魏征家庙,但他祭祀四世的行为不符合礼制,不过,这一行为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是极为特殊的现象。不但如此,魏謩还获准祭祀第一代祖先魏征,那就说明魏謩由原来的支系成为嫡系,夺宗成功。

四、从家庙到祠堂

游老师梳理了从家庙到祠堂转变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朱熹设计的祠堂跟唐代的家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朱熹不用“家庙”这个词,这主要跟宋人对家庙的反感有关。南宋家庙为酬功之赏,由官方出资兴建,这引起了朱熹的极大反感,因而朱熹采用汉代“祠堂”的称呼。朱熹的设计成为后世祠堂理论的新来源。明朝嘉靖时期的庙制改革是家庙到祠堂转变过程中最后一个节点,“祠堂”这种形式在民间推广起来。

游老师认为,严格意义上说,只有品官之家才能建立家庙,这一原则在嘉靖改革之前较为遵循。建立家庙的基本原则是,谁先立庙谁就可以成为这一支的大宗,而不是周代以来只有嫡长子才是大宗,这打破了大小宗的界限;另一方面,在家庙维系上,又是严格遵循了嫡长子制度,小宗无权直接祭祀嫡系祖先。因此,唐代家庙本身是一个矛盾体,是传统宗法制与宋以后宗法制的过渡。家庙的研究,对于理解后世祠堂的理论渊源,有莫大帮助。

丁慧倩老师认为游老师的讲座使老师和同学们对于整个家庙营建的制度变化及其与唐代贵族制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讲座的最后,游老师就“唐武宗只允许在长安城南建立家庙,除安全因素考量外,有无信仰因素的影响”“唐代有无坟寺,是否有与阎立本‘舍宅为寺’类似的例子”“几案、神座是否能够作为祖先的依托物”等问题一一作答,并希望与各位学界同仁和青年学生继续线下讨论。游自勇教授的精彩讲座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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