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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张侃教授应邀为历史文化学院做线上学术讲座

【发布日期:2020-05-15 | 点击数:

2020年5月11日19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58期通过线上平台腾讯会议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教授主讲《作为一种史学方法的“田野”——以研究案例为中心的初步思考》,讲座由我院黄义军教授主持,彭勇教授亦作为点评老师出席本次讲座。参加本次讲座的除本院师生外,还有来自其他院校的学者、学生以及历史爱好者近300人。

讲座内容

本讲座分为两部分内容,首先,张侃老师结合20世纪以来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历程,梳理“走向田野”的学理脉络及内在转变;之后,张老师以龙岩市连城县培田村、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镇、温州市瑞安县东源村为案例,通过田野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讨论宗族祠堂、屯军人群、宗教纪年等历史现象,分享个人在闽浙地区开展田野工作的史学实践及其经验。

一、作为史学方法的“田野”的溯源

讲座伊始,张老师对“田野考察”进行溯源,指出最早的“田野”多以野外考察的方式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比较早运用田野调查的是人类学,后来文学、民俗学等学科也逐步利用采风等形式做田野。传统史学中田野并不是主要的研究方式,新史学将田野作为拓展方法的研究肇始于近代,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先生。

张老师根据他自己所熟悉的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脉络,将论题拉回到1926年的12月。当时,顾颉刚先生因北平时局不稳,应厦门大学国学院聘任南下。虽然在厦大任职时间不长,但日记留下他在诸多学术轨迹。其中12月15日-24日到泉州进行考察的记载颇有趣味。张老师就此向听众展示了以往鲜为人知的顾颉刚泉州行迹的细节,例如描述考察路线,走访各类宗教场所、名人故居、回教四贤墓、采访蒲寿庚后人、购买民间刻本等风俗物品。然后,张老师指出,顾颉刚的泉州之行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史家的寻访古迹相类似,但实际上,开始实践新史学理念的顾颉刚却不止步于此。考察结束之后,顾颉刚即在1927年1月撰写了《泉州的土地神》一文,连载发表在《厦门大学国学院周刊》,后来顾颉刚继续南下任教中山大学之后,再次将该文连载于《民俗》周刊。根据《泉州的土地神》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文与古史辨之间的关联,“数年来,因为我辩论古史,注意到禹,又注意到社,又注意到社中祭祀的土地”。他希望以泉州的田野考察回答历史上从“社”演化到“社会”的问题。

随后张老师还指出,顾颉刚在考察过程中不忘史学本位,非常注重文献收集。虽然短短的行程未能使他实地目睹祭祀仪式,但他通过抄录宫庙的榜文、楹联等资料,察觉田野文献的差异性,并进行口述访谈,分析了神明祭祀背后人群的交往和互动。从而显示出“从民俗看历史”的学术旨趣。正如在《泉州的土地神》一再申明的“这些神是如何成立的,是否由于天师的委派,还是由于民众的拥戴,实在很有研究的价值。倘使由于天师的委派,只不过是道士们的弄鬼,只要寻到了他们的簿册便可完事。但若是出于民众们的拥戴,这里面自有复杂的因缘,不是可以急遽了解的了。……我愿意把城隍神和土地神的 历史弄明白,上接春秋以来有功而祀的人物,并看出民众的信仰的旨趣”。 书写“民间历史”,必须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这是顾颉刚在新史学实践秉承的重要方法论观点。1927年,他在闽学会成立大会上演讲说,“从旧有的经史子集中打出一条‘到民间去’的血路,……新史学的眼光渐离了政治舞台‘四库’式的图书馆,而活动于实事求是之穷荒的探险或乡土的研求”。而后他到中山大学后,在1928年的《民俗》发刊词呼吁::我们秉着时代的使命,高声喊几句口号:/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张老师在回溯顾颉刚的田野方法与理念后,进一步指出,随着现代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加快,说明“田野”作为一种新史学研究方法也得到了不少同行认可,蔓延至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比如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代表性学者傅衣凌先生,他1929年进入厦门大学学习,虽然与顾颉刚先生并无时空交集,但学术遗风在一定程度对其仍有所启迪。当然,傅先生在“田野”经验与顾颉刚不同,问题意识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他总结抗战期间研究契约文书的学术心得,却让我们看到了学理的延续,“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随后,张老师说,“田野”成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他结合自己与厦门大学历史系其他多年来的田野经验,介绍了“田野”在厦门大学的史学研究的传承,并通过展示历年带领学生赴庙宇、宗祠、墓园等场所进行田野调查的照片,指出“田野”可作为一种新史学方法提供研究路径,能够对一些看似已熟悉的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因此,他希望借助三个案例来进一步谈谈其中的一些思考。

二、东南地区的“田野”研究案例

案例一:培田的祠堂与祖灵。张老师指出,祠堂构成宗族组织的基本要素,学界已有大量研究,并已有大量成熟的解释模式。但是否仍有研究空间和反思余地呢?其实未必。以往的具有历史维度的研究过于宏大和抽象,比较少将祠堂的多种形态嵌入特定的聚落和人群中予以考察,原因在于田野结合度不足。接着,张老师以自己和郑振满教授等人共同研究福建省连城县培田村的经验为例,展现他自己对“祠堂”和“祖灵”逐渐深化认识的过程。他说,当年刚刚进入田野,培田村中宗祠林立,家族老人一见我们是历史学家,就拿出乾隆、同治、光绪年的三部吴氏族谱供我们翻阅,还为宗族制度与文化的完备而骄傲,并说吴氏家族之所以文化兴盛,就在于尊奉“拜神不如敬祖”的正统观念。应该说,即便不在田野中,也可以获取这种结论。不过,仅在书斋阅读文献,很多与村落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还无法被清晰认识。张老师特别以族谱收录的村图为例予以说明。这张村图特别明显标志就是“祠堂林立”,似乎应证了儒家文化在吴氏家的深厚底蕴。但张老师就此指出,随着田野工作的深入,如果将祠堂与聚落、人群结合在一起考察,祠堂的内涵就不是简单一句话可以讲完了。将祠堂的建筑形式、空间布局纳入视野,就会发现普遍存在强房弱支的差别,村落和家族内部的权力关系错综复杂,争斗相当激烈,并非整合性的美丽家园。如果加上时间纵深,培田三十多个祠堂的历史轨迹也千差万别,存在家居—公厅—房祠—支祠—宗祠—跨村家庙的不同形态。由此,张老师就田野中观察到的祖图、画像、牌位以及节庆临时张贴的神位指出,祖灵以不同形式于乡民的日常生活。张老师说,虽然他经过了多次的培田调查,好像很了解吴氏家族和祠堂的不同历史形态。事实上,他没有予以充分注意村图标识出的一批村外祠堂。后来,将田野考察向村外扩散时,推开了这些祠堂大门,发现里面供奉的并非牌位,而是一个个装有骨骸的金瓮,甚至有的祠堂中间是就地埋下金瓮的坟墓,墙壁写上按牌位排列的祖先世代与名字。这是依照客家二次葬习俗而形成的文化形式。客家地区一般将放置金瓮的场所称之为“骨堂”或“骨塔”,培田吴氏则称之为“祠堂”。一直到现在,吴氏家族的部分房派还建造新的“祠堂”安放金瓮。对于汀州的二次葬习俗,清初汀州士人黎士弘在《托素斋文集》有所记载,张老师对这段文献予以引证分析。他指出,黎士弘是以士大夫立场对二次葬习俗进行了严厉批评,恰恰说明这“异俗”在当地的根深蒂固之地位。张老师再根据道光《长汀县志》的“畲瑶”记载,当地拜“狗头”的口述传闻以及河源十三乡轮祀蛤蝴公王的习俗,认为河源溪峒存在着大量的土著习俗,而培田各房支以祠堂模式放置祖先骨骸,实质上山地土著群体接受儒家传统后合成的祖灵信仰模式。

案例二:湖头的游神与屯军。田野考察中,宗教仪式是经常会遇到的民众日常活动,其形式也非常引人入胜,但是如何解读仪式文献,如何分析宗教仪式,对传统历史学而言,较为陌生也存在相当的难度。张老师的第二个案例就关于宗教仪式中的游神活动。他将大家的目光从福建西部山区带到福建南部山地——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镇。首先,张老师介绍了湖头镇的地理方位、环境、乡里,指出湖头镇处于山海交汇的独特位置,明清以来成为了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市镇,产生了较为强盛的家族组织,以李氏家族最为著名。清代康熙年间出现了理学名臣李光地,将湖头的士大夫文化推至高峰。不过,深入田野之后,可以发现,当地民间信仰极为多元,仪式活动相当频繁。张老师说,2014年的正月,他和哈佛大学的宋怡明、厦大的郑莉、高志峰到来苏里侯山庙考察民间仪式。侯山庙供奉的主神是玄天上帝和英武尊王,正月的游神仪式相当宏伟。张老师通过当年拍摄的照片向听众描述了游神活动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半夜到原来感化里七寨庙(关帝庙)割火仪式、而后回到苏里各个村落巡游仪式、最后在本年轮值村落——登贤村的广场的摆供祭祀仪式等。历史学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地方性的当代民间仪式?张老师认为明清国家的王朝制度在其中起着框架性的作用。他结合方志资料的永宁卫屯田资料,确定来苏里为明代卫所制度下设立的军屯区。游神仪式背后体现出是屯军群体对明代卫所制度的维护和延续。明初卫所军人主要分为操军和屯军,明代军队的军饷开支只要来自屯军的粮食种植,闽南卫所在附近山区的安溪、德化、永春等地设立屯所。因为屯军作为外来军事移民,姓氏比较杂,这也是目前的来苏里姓氏的基本格局。永乐登临皇位之后,大力推动玄天上帝崇拜,导致卫所军人以此为他们的信仰主神,这成为侯山庙的起源,并吸纳了当地原有的土著神明信仰。当然,这个过程较为复杂,张老师说还需要进一步收集材料予以论证。而后张老师通过侯山庙捐款人名单和轮值红榜指出,游神所反映的聚落组织结构是一个祭祀圈,组织严密,等级分明。游神仪式、红榜的人事安排一方面体现祭祀圈内部人群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发掘跨社区的屯军和非屯军的交往关系。张老师说,随着屯军逐渐定居,屯所转化为地方性的里班,屯军演变而来的当地家族后,必然与其他家族产生一种合成模式和联结关系,往往就将他们带来的塑造为在地化共同体的象征或符号,最终纳入了地方神谱之中。张老师最后说,深入调查常常会给人带来田野中的惊喜。就在他们考察游神仪式后,在访谈侯山庙山脚下的郑姓老人的过程,获得了两箱契约文书。其中一份明代天启年间的“侯山庙轮祀”序文记载了有关明代侯山庙田地分布与租额,较为明确地显示了明中叶屯军在地化的轨迹。张老师总结说,在湖头的田野研究中,借助原始文献和神明出游,将各种历史要素链接在一起,使得王朝制度的运行形态具有了实体感,也由此可以讨论“国家嵌入地方”和“制度内在于社会”的历史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研究“活”的制度史的工作目标。

三、“田野”作为一种史学方法的反思

结束具体研究案例的展现和分析之后,张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任何学科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为研究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搭建平台,拓展出更为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田野”之所以可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其内涵也在于此。

第一,走出书斋,走进现场,空间与时间的有效对接,使历史要素和人际关系得以扩充和具体化,快速呈现“人和人的历史”、“复数的历史”的立体画面,田野工作可以史学想象力插上翱翔的翅膀。第二,一切历史学的根基在于史料,凡是能增加文献的内涵的研究方法应该都是值得学习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功能之一是在田野中进行多文本互文和多文类对照,认识文字史料和无文字史料的复杂关系,进行文献资料的深度阅读,并将其嵌入到具体的观念、文化、制度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解读,乃至于懂得,纵使民间文献记载存在“偏差”,背后也潜伏着文本的话语脉络和文化遗憾。第三,“田野”工作得以快速贴近历史情境,通过田野访谈等工作“复活”的文本中的人名、地名等关键要素后,以古知今,以今知古,现场感和历史感的直接对接,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社会脉络以及叙事者的日常思维,研究工作才接住地气,才能实现同情之理解。第四,通过“田野”可以深化史学本位的基本问题研究。“田野”成为新史学的一种方法,按照顾颉刚的研究旨趣,意在打通大历史与小历史,制度与生活等种种关系。上述的田野研究案例展现“国家内在于社会”的复杂历史进程与活态实践。

讲座末尾,张老师还做了史学方法的“田野”的一点反思:1.“田野”只是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而非全部,而且就学术产出而言,效率并不高。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到乡村找到一块碑或一份文书,就是“田野”,就是所谓的“历史人类学”。大致而言,建立在长期“田野”工作基础上的优秀史学成果不多,这是因为越是小尺度的微观历史研究,越要精雕细琢的耐心和毅力。2.“田野”工作最大的挑战是“史观”的转换,“同情之理解”作为口号很容易理解,但要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工作并非易事。相对而言,史学的“田野”周期无法达到人类学的“田野”周期,毕竟学科训练有别,“参与观察”也只能是一种愿望,因此如何在“田野”中转化为在地思维,充分理解地方性思维和地方性知识,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3.多学科交叉的能力要求成为历史学“田野”工作的瓶颈。进入“田野”之后,历史现场是以整体史的面貌而呈现的,如族谱、碑刻、文书、账本、科仪等民间文献首先成为拦路虎,而非文字的建筑、宗教仪式、说唱文学等也一并出现,没有多学科能力的前期准备,如何深入解读这些资料常常难题。4.史学的“田野”工作大忌在于“以小见小”。“田野”工作的功力不足,容易成为地方文史工作者。目前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原因在于缺乏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开展历史学的“田野”工作前提要准确理解大历史脉络,传统史学的基本功一点也不能少,传世典籍和制度史是开展田野工作的基础,

点评和提问

点评环节,黄义军老师首先对张老师的学术造诣和讲课水平表达了赞赏,并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其次,黄老师指出,张老师的研究方法在论文写作中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最好是将研究方法放在学术史的脉络中考虑,不能只是简单笼统地罗列概括,还要讲清自己的思路受到前人的哪些影响。另外,田野考察对于民族大学的学生而言十分重要,张老师指导学生作田野考察的培养方法十分值得在历史地理的研究当中学习借鉴。

此外,出席本次讲座的彭勇老师也认为本次讲座信息量巨大,收获颇丰,体现出厦门大学历史系自成一派的学术传统。之后,彭老师还结合前人的学术成果,就第二个案例中涉及的卫所制度对张老师进行了回应,认为研究制度的活态运作还需要通过田野观察,张老师“走向田野”的制度史研究在自上而下进行钻研时值得借鉴和探讨,同时彭老师还期望未来能赴厦门大学等高校,进一步交流学习“田野”方法,并就张老师对民大学生的指导表达了感谢。

点评结束,讲座进入问答环节,张老师就大家提出的“如何理解抗战期间广西河池市罗城县在孙总理遗像暨岳二武圣灵位前举行歃血宣誓”、“年轻学者若要走向历史人类学的领域,需要哪些基本的知识储备和学科架构”等问题逐一进行耐心解答。特别是在回答黄老师所提“对荷兰汉学家高延《中国的宗教系统及其古代形式、变迁、历史及现状》一书有何研究”的问题时指出:“高延等汉学家们看到了闽南葬礼和闽西的不同之处,之前也有汉学家谈到闽南葬礼的标准化和正统化的问题,但正统化或者一类文化形态的形成不是非此即彼,不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而是存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的文化互动。培田墓葬即使在明清存在变化,说到底还是和社会中的人有关,这就是一个历史的研究了。也许闽南人和客家人在某些方面可能相通,但是作为历史研究来讲,差异性才是值得研究的。”

最后全体师生通过鼓掌、文字聊天等方式对张老师图文并茂、生动精彩的演讲表达了感谢,讲座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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