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魅力：读陈梧桐先生《朱元璋大传》

彭勇

著名明史专家陈梧桐先生的第七本朱元璋研究著作《朱元璋大传》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距离他的第六本《朱元璋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还不到两年时间。虽然我时常到他家里探望，对他很熟悉，知道他身体健康，勤奋异常，每天生活很规律，研究时间在8小时左右，但仍然为他的勤奋与高产而惊讶。最近2个月，拜读这部65万字的《朱元璋大传》，深感它史料扎实丰富，论证犀利深刻，更为陈先生推新出新、铸造经典的精神所感动。

（2009年，作者与陈先生在安徽凤阳）

陈先生能持续推出“朱元璋研究”系列成果，我有两点突出的印象，一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自我突破。近五十年来，他从未放松过对朱元璋及其时代研究的关注，不断搜寻发掘史料，探索难解、未解之谜，寻求突破，超越自我，努力接近历史的真相；二是积极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总结历史规律，在史学服务社会、服务现实和服务大众需要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和学术创新。

据陈先生讲，他对朱元璋产生兴趣，是在上世纪“十年大动乱”当中的事。当时，他下放到凤阳“五七干校”，开始对朱元璋及其故乡和明中都等明史问题进行思考。回北京之后到高校工作，陈先生把明史确定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研究明代的历史，必须对明朝的开国者、开国之制度弄清楚，它对近三百年的明王朝影响太大了。而一旦进入朱元璋研究领域，便发现相关的基本史实和重大问题都存在种种“未解之谜”，他一头扎进去，一研究便是大半生。陈先生此前的6本朱元璋研究著作分别是《朱元璋研究》（1986年完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曾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洪武大帝朱元璋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自从出了朱皇帝》（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增订版名为《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和《朱元璋传》。据他讲，《洪武皇帝朱元璋传》是《洪武皇帝大传》的第一个增订本，中华书局版《朱元璋大传》则可视为《洪武皇帝大传》第二个增订版。

陈先生不同版本的“朱元璋研究”，就内容看呈现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朱元璋研究》属专题性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对相关专题进行深入探讨。《自从出了朱皇帝》及其增订本《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是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每篇记述朱元璋经历的一件事或身边的一个人物。论著4本“传记”全面研究了朱元璋的一生事迹。他不断修订完善，推新出新，在内容设置上又有所侧重、取舍，不同版本在篇章内容的安排上有明确的不同，还体现出他不同时期对朱元璋的新见解，也使不同版本的内容常读常新。

试举两例。我们尝试梳理一下他对朱元璋的“文字狱”等文化政策问题的认知和研究历程。自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等学者撰文论述朱元璋的文字狱以来，此后的诸多朱元璋传记，大多用一定篇幅来记述朱元璋的“文字狱”，吴晗在他的《朱元璋传》也设有专节进行详加论述，朱元璋大搞文字狱、残暴诛戮文人学士之说几乎成为定论。陈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朱元璋研究》一书中也未能摆脱这种影响，认为朱元璋搞过“文字禁忌”，并征引了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若干“文字狱”例证。后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之间展开了辩论，陈先生在综合分析各家观点之后认为，所谓的文字狱案都不见于官修史书，而且彼此抵牾，荒唐可笑，甚至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是不可信的，不可视为史实。因此，在《洪武皇帝大传》与《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中，不再有朱元璋搞文字狱的说法。在《朱元璋传》中，则专立《所谓文字狱》一节，详述所谓文字狱的来龙去脉，引用确凿的史料以证其伪（第301-308页）。再如怎样从整体上评价朱元璋的文化政策问题上，1993年完稿的《洪武皇帝大传》尚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想的影响，将朱元璋接受和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尊孔崇儒、施行礼法之治，笼统地当作专制的举措加以否定。到2005年出版的《洪武大帝朱元璋传》，则肯定了朱元璋推行教化，振兴文教的举措，认为“起到了协调关系、醇厚风俗、发展教育、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第824-825页）。2017年出的《朱元璋传》则进一步肯定朱元璋“尊孔崇儒、振兴文教、施行教化，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第386页）。

对涉及到朱元璋及其时代的基本史实和重大问题，陈先生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比如全书开篇之句“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阳历10月21日）未时，在濠州钟离（治所在今安徽凤阳临淮东板桥镇境内）东乡燃灯集金桥坎的一个村庄（今凤阳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里，从一户汉族农民低矮破旧的茅草屋里，传出清脆稚嫩的啼哭声，一个瘦弱的婴儿降生了”（第3页），这里有两个重大的史实长期存在争议，一是朱元璋的出生地，二是朱元璋的民族身份。为此陈先生专门写过两篇论文进行辨析，前者是《朱元璋出生地考辨》（《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1期），后者是《朱元璋民族成份考辨》（《史林》2005年第3期）。对朱元璋的出生地，陈先生在不同版本中的表述呈现细微的差异，以力求表述更加准确；对朱元璋的民族成分，因为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在《百岁老人周有光答客问》一文（《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9日）中称有“新的考证”“已经证明了”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人，陈梧桐先生经考证后认为：不论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习俗和丧葬习俗，和朱元璋在北伐时提出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和“复汉官之威仪”，以及建国后采取的歧视限制蒙古、色目人的措施，均表明他是汉族身份。

明初的重大史事，非胡、蓝之狱莫属，从某种程度上讲，胡蓝之狱是改变明初政治格局、战略部署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大事件。本书第十一章《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第363-398页），作者针对吴晗先生认为胡案全是冤案、吕景林先生认为胡蓝党案都是冤假错案的观点，经过对史料进行细致的梳理分析，陈先生指出胡惟庸毒死刘基、贪污受贿、朋比为奸的史实清楚，他之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这是“真案”；同时，朱元璋借此大兴案狱，乘机搞扩大化，制造了部分假案。蓝玉案与胡惟庸案性质相似，当时开国功臣违法乱纪的现象时有发生，蓝玉居功自傲，贪财嗜利，骄淫奢靡，逾礼犯分，无所不为图谋造反，也非冤案，而是“真案”；朱元璋乘机诛杀不少无辜的人，则是冤案。

《朱元璋大传》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作者对诸多社会热点问题做了积极的回应。近十数年来，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对精神文化消费的需要随之迅速增长，一方面广大读者对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需要量激增，出现了“明史热”现象；另一方面历史通俗读物的质量却是良莠不齐，从社会的需要、从史家的社会责任感看，都需要有一批高水平、与时俱进的历史通俗读物的出现。陈先生在学术界一向以文笔优美著称，他除了著述《自从出了朱皇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两部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还在这部《朱元璋大传》新著中，对一些畅销书中的讹误加以纠正。近十多年来，引领“明史热”的，是网络作者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该书的发行量超过千万册，入选“全国十大畅销书”、“全国中小学生必读十本好书”，连续多年被读者推荐为印象最深之书等。但限于作者的水平，该书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错误。比如朱元璋的小名“重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卷）中把“重八”列为朱元璋的“别名（外号）”，还解释说“朱重八，也可以叫朱八八”，原因是“在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在《朱元璋大传》第2页，陈先生写道：“按照当时的习俗，平民百姓一般不取名字，只用出生日期或以父母年龄相加合算一个数目字作为称呼，也有以行辈来命名的。刚出生的这个婴儿属于‘重’字辈，他有四个堂兄，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有三个胞兄分别叫重四、重六、重七，朱五四便把这个孩子叫作重八。重八长大成人后，为自己正式取名为兴宗，后改名为元璋，字国瑞。”寥寥数笔，就把当年明月的误说纠正过来了（第3页）。

经典著作，它的价值在于可以给不同专业水平的读者提供从不同角度获得知识、能力和方法。对朱元璋及其时代的基本史实和重大问题，读者均可以从《朱元璋大传》中获得答案。对专业学者阅读和利用明初史料的研究，本书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史料是史学的生命。明初历史研究的史料，相对于中后期是不足的，元明易代，朱元璋早年的历史记载更是贫乏，这给朱元璋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如何克服困难，陈先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明初历史的研究，《明太祖实录》是最重要的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存有一套汪伪时期影印线装的江苏国学图书馆的《明实录》，陈先生多次读过。后来他本人购买有一套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本《明实录》，陈先生读过多遍，后来他本人又购买一套，查阅的次数已无法统计。海内外的许多学者都知道陈先生长期专门致力于朱元璋研究，常把一些珍稀文献复印件转送给陈先生，像《太祖皇帝钦录》、《明太祖御笔》和俞本《纪事录》等。他还搜寻有关的政书、官私修撰的明史以及大量的野史笔记、方志，细加研读，搜集史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新著《朱元璋大传》一书中，陈先生又将多年前阅读使用过的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发现的《明兴野记》，即《纪事录》一书，换成李新峰于2015年在中华书局校注的新版《纪事录笺证》，说明陈先生对有价值新著的关注和充分尊重。

（2021.6.26 作者在陈先生小区门口）

所谓“经典”，是指在学科领域内具有的原创性、奠基性的重要作品，一是经过时间的检验，证明它是该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二是它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必将成为该领域内的典范。陈先生的这部《朱元璋大传》，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著作。（原载《博览群书》2019年第6期，收入《大鹏扶风》第165-171页）

（2023年3月7日，作者在陈先生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