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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中期中国政治与外交的现代转型》会议纪要

【发布日期:2019-06-25 | 点击数:

2019年6月22日,“19——20世纪中期中国政治与外交的现代转型”学术工作坊会议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西区1326、1327举行。本次学术工作坊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邀请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们共同参加。会议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院长致辞,崔岷教授担任会议总负责人。会议在两个分会场同时举行,第一会场由崔岷教授主持,第二会场由陈鹏、丁慧倩副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戴海斌以《文廷式晚年行迹考述——从丙申到己亥(1896—1899)》为题,通过考据文廷式的晚年政治生活,以深化对晚清政治格局、中日关系、和官绅互动的理解。文章研究对象文廷式,具有诸多身份,既是政治人物,也是一个学人、词人,在各方面都有突出造诣,而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削籍南下,不仅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还关系到当时朝局的动荡。文章以此为始,分为“削籍南下与戊戌政变前的政治动向”、“‘长沙出险’始末”、“在沪交游及与刘学询访日使团的关系”、“在湘纠合官绅,谋办同文分会”四个部分,进行考订并补充以往的不足。而在史料选取上,戴老师不仅详细考察中文史料如《文廷式集》、《文廷式年谱》等,还充分运用了旅华日人的文集作为对照补充,反映出晚清研究下中外配合视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廖文辉《危机与崩溃:咸同之际的新疆协饷运作》一文以相关档案史料为核心,探讨咸同之际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对于新疆协饷的运作与边疆治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中央政府与新疆方面如何认识并应对该困境,最终反映出清朝政府新疆地区治理体系存在的何种问题。通过对新疆协饷运作的爬梳,发现其关键在于甘肃方面的拨解。而咸丰二年甘肃省面临着司库存银外拨黄河河工、广西军需之用,而各省应协甘饷欠解,使得甘、新两省无法应对各城满汉官兵俸饷之需。在此情形下,中央提出变通新疆换防兵制、预筹经费十条来缓解财政问题,并与陕甘、新疆高级官员进行讨论。最终从开源节流两方面执行,即试行票钞、捐输、变通兵制、开垦荒地等,然而因各地差异甚大,后续的运作成效亦参差不齐,财政危机并未解决,反而加剧,这也成为清朝在新疆治理的迅速崩溃的导火索。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赵埜均报告的题目是《又见东南互保──地方精英与全国政局:1923年国会移沪运动的前因后果》。文章通过讨论国会移沪之过程和围绕“仿前清东南互保成案”签订的《江浙和平公约》所产生的地方军政、社会要人之互动,认为该运动的失败除了地方实力派出于自己的利益,有不同的考量外,地方精英对中央、全国事务的离心更是直接的原因。而随着当曹锟当选总统后,国会移沪在政治上也不再有任何意义,未参加总统大选会的议员们也逐渐回京,最终使得运动名存实亡,不但实质否认了中央的权威,而且也令临时约法体制至此沦为虚物。综观整个历程,军权与绅权的博弈拉锯尤为突出,而这些牵涉到国家整合与建构层面的诸多问题在清末东南互保已存在,由此呼应的文章标题。文章的亮点在于将国会移沪失败的原因及江浙地区地方精英的地方性活动置于全国政局及政治思潮的语境中进行重新理解,促进对于民国时期政治文化及国家整合进程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马维熙以《内政与外交:日俄战争前后的东北“胡匪”问题》为题,通过对“胡匪”问题在日俄战争前后的演变和中、日、俄交涉过程的梳理,发现日俄双方都在争取“胡匪”势力,以扰乱清廷对战争“局外中立”的政策,最终日方更胜一筹。而战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借“善后”和“改制”等问题介入东北,使得“胡匪”成为其经营东北的重要内容与发展势力的特殊凭藉。由此可见,东北“胡匪”问题在清末诡谲的中日俄国际格局下,从一个地方社会问题转变为牵涉各方的外交问题,并对清廷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陈默带来的题目是《走向持久战:一九四一年国民政府对于苏德战争的观察和研判》。文章以国民政府高层对1941年苏德战争的大讨论为中心,通过对东线局势持续观察和对战事的下一步发展的研判,高层普遍承认德国闪电战在军事上的巨大成功,但也重视其他因素对于战局的影响,使苏德战争演化成持久战,当然其中也不乏有消极预判。然而当基辅陷落时,原先的持久战论断大受打击,国民政府内部沉浸在失望之中。所幸苏联在莫斯科逆转战局,国民政府才逐步重拾对于苏联方面的信心。在对东线战争的观察和研判中,国民政府高层之间的不同态度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战略眼光、军事素养,更影响了此后对抗战的策略变化。文章另辟蹊径,立足于中国如何观察和研判苏德战争,属于中国如何看待世界的范畴,突出反映了国际史的关怀。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明《民国元年东三省都督平权问题》一文,通过对东三省都督平权问题的研究,揭示了在民国建立后共和政体的具体构建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出于彼此利益目的考量,主张各异,彼此角力。问题源于袁世凯在1912年3月15日下令改北方督抚为都督并规定职权仍旧的命令。这引起了吉黑两省士绅强烈不满,他们通过该省临时参议员向参议院提案,要求实现东三省都督平权,扭转赵尔巽权倾东北三省的局面。而与此同时,日俄正积极向东北渗透势力,袁世凯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不得不借助赵尔巽予以应对,倾向在东北实行特别制度。至此,在赵尔巽与吉黑两省都督、袁世凯与唐绍仪以及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间的政党角力斗争下,三省达成都督在民政上平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以《派系分合与民初司法界的改造》为题,认为民初司法界的司法部和大理院的争斗有其明显的派系根源,章宗祥、江庸作为清末沈家本法部、修订法律馆嫡传,在与出身刑部的许世英的部院之争中最终胜出。随后章、江两人排斥许世英所用之人,重组部、院力量,透过人事布局和制度建设交互配合,整顿司法乱象,使司法人事至少在四五年里保持大致稳定和连续。在史料的运用上,韩策老师视角独到,通过私密的人际网络勾勒出各个派系人物的内在联系。在梳理民初司法界的改造过程中,派系斗争是问题的切入点,而胜者派的举措不失为理解北洋时期司法制度与人事变迁的一条主线。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赵峥报告的题目为《香港与台北之间:李惠堂与两岸三地的体育冷战(1949-1979)》。文章透过著名体育人物李惠堂在1949年—1979年的思想与活动,揭示体育人物在这一时期两岸三地的地缘格局下亦存在相当程度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李惠堂出生并长期住居于香港,作为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因此被国共两党视为争取对象。他在基于自身人际网络和利益关系的权衡下,于1953年公开其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立场。此后20来年,他往来于香港和台北之间,服务于台北方面的体育、外交和侨务战略,同时也妥善处理与香港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以此获取各种政治回报和拓展自身的商业网络。然而进入197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局势的急剧转变,李惠堂的角色与地位开始面临着深刻的挑战,他的体育理念与台湾当局有所冲突,其经营二十多年的体育外交成果也几乎损失净尽。李惠堂从1949年到1979年的人生历程,是整个两岸三地体育冷战的缩影。虽然体育常为政治所裹挟,但在这一个案研究中可以见,在特殊的地缘政治情境下,体育并非全然为政治所利用和操控,亦有可能延续其既有的逻辑与走向,这有利于当下重新审视政治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在此视角下,李惠堂的人生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共有历史。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马思宇《党政之间:中共党团制度在苏维埃地区的理论探索与实践(1928-1934)》一文,通过讨论苏维埃时期的党团实践,认为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有意区隔党政,使苏维埃显于前,中共隐于后,保持平衡。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党团机制运行不尽规范,往往是个人活动代替党团活动,见领袖而不见党,另一方面,党团的组织建设也不健全,有上层无下层,往往只渗透到区,没有到乡。通过对各个苏维埃政权的研究,可以发现苏维埃是中共建政的雏形,而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党团实践,亦是反映中共认识与处理党政关系的一扇窗户。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特聘研究员叶毅均报告的题目为《到延安去: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的历程》。该文章以范文澜究竟为何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切入,在梳理范氏人生轨迹的基础上,分析其必然性。通过对范文澜唯一公开发表的自传材料《从烦恼到快乐》的分析,可见其前半生到出版时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转变。而与此同时,另一位具有和范相似的教育背景,国学素养深厚的吴承仕,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也有类似于“从烦恼到快乐”的思想感悟,却因为早亡而无缘延安。叶老师将两者进行横向对比,亦突出了历史的偶然性。到了1940年,范氏来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之历史研究室主任并撰写《中国通史简编》后,遂成就了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徐鹏以《苏联经验与本土实践:建国前旅大地区对工人工资制度的探索》为题,探讨在对旧工资制度的改革中,旅大地区的实践和发挥的借鉴作用。在工厂管理的试验中,旅大逐渐废除了既有的粮食工资与多级工资,在公营企业中开始推行级差较大的七级工资制,并逐渐推广计件工资与超额累进奖励工资。但早期的七级工资制源于对苏联的妥协,且尚未展现其积极意义,因而不受旅大公营企业的负责人和广大工人的认可。随着苏营与中苏合营企业生产的恢复与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旅大通过借助苏联经验与本土实践,基本上确立了七级工资制,推广了计件超额累进奖励工资,使得企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正向激励,既推动了生产的大幅度增长,也保障了工人的生活。旅大工资改革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工人八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奖励制度的推广,可以说是为50年代两次全国范围的工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资源。

澳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安劭凡的题目为《做好党员:1950年京郊党训班所见的日常政治》。文章以北京市委郊委在1950年3月上旬组织的两周的农村党员训练班这一事件为线索,将党训班作为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围绕“做好党员”的标准双向互动的场域,展现出京郊基层社会的日常政治生活。

会后,戴海斌老师对本场会议做最后总结。他认为会议稿件质量之高,讨论内容之广,涉及学理之深实属难得,非常值得肯定。研究内容包括人物研究、个案研究、政治及行政制度的演变研究等。这些研究不仅回应了边疆治理、国家制度建构、地区外交关系、国际史等重要问题,还关注到了清末社会的延续性和不同人群逐渐走向边缘化的过程,扣紧现代转型之议题,同时也为日后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徐志民《日本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一文以日本对伪满洲国赴日留学生的政策为研究对象,对日方接受、教育、管理伪满洲国学生的措施进行了分析。他强调日方的政策不仅决定和影响着伪满的留日政策和留日活动,也展现出近代日本推行殖民教育及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长远来讲对于中日关系的调整也有一定影响,是一个值得学界重视的问题。全文分“对口接收”、“定向培养”、“特殊管理”等几个层面做了具体阐述,指出虽然日本的培养使得一部分留学生国家观念淡漠、民族意识不强,但整体上随着抗战胜利,日本对伪满留学生的政策最终走向破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珊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国联调查团来华期间解决中日冲突的设想与尝试——兼及蒋汪合作后对日政策的变化》,指出以往学界对于国联调查团在华数月间进行的调查活动本身研究相对欠缺,仅仅将研究重点放在《国联调查报告书》本身,容易使我们忽略调查团在华期间解决中日冲突的努力,有“倒因为果”的危险。通过对武向平的《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等新史料的运用,可以看到国联调查团在华期间更倾向于解决中日冲突、阻止局势恶化,而《国联调查调查报告书》实质上是对调查团与国民政府会谈结果的采纳和总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会修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与国共合作(1925——1928)》为题,指出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选派的学生各占一半左右,拥有各自组织的同时也进行融合管理。其中,共产党学生的民党工作与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政策以及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是中国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生长点。而双方学生不同的学习成果也展现了国共两党“师俄”的不同态度和结果。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徐鹤涛老师以《北洋政府外交经费之研究》为题,指出以往对于北洋外交经费的研究往往以预算材料为基础,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颇,本文通过对北洋政府外交经费收支结构与变化轨迹的考察,讨论了经费紧缺对于外交官员的影响,因无法保证正常收支的财政状况大大影响了外交行政的正常运转,成为恢复国权、提高国家形象的障碍。此外也加剧了外交官群体对北洋政府的失望,成为他们北伐时期投向南方政权的诱因。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朝凯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从“失序”到“秩序”:同治年间台湾戴潮春事件后地方精英的回应》,聚焦信仰与地方社会这一大主题,以四张犁文昌祠为研究对象,探究文昌信仰与地方社会秩序演变之间的联系。他提出地方菁英创立的文昌祠在失序时期起到了消弥地方暴戾气息,恢复地方秩序安定的意义,同时文昌祠的建立表现了地方菁英追求科举功名的意图,可作为地方社会服从清代国家政权的象征。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任建敏以《晚清地方团练正统性的建构与书写——以广西浔州府平南县为中心》为题目,聚焦的核心问题是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策源地的广西,在咸、同年间团练兴起的背景下,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团练对地方权力正统性的建构与书写,以袁铨与平桂团的正统之争和咸丰十年平南知县罗纲擅杀团总案的权力博弈为例,认为平南地区在构建团练正统性的过程中,一是依靠宣示忠诚获取清朝对其权力的承认,二是通过对历史书写权力的掌控,三是通过对“异端”的打击。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艳春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近代的地方政治与城乡关系:以江西万载县的族董会制度为例》,以地方谱牒和民国政府档案为史料,选取了丁氏族董会族长丁耀华和张氏族董会张立功两个个案,将万载县的族董制度划分为1934年—1937年、1946年—1949年两个阶段,并指出在后一阶段中,失去国家支持的族董会发生了从“制度”到“现象”的地方性转化,促进了其与传统宗族的整合。此外提到在制度的持续性及实践效果、以人为中心的地方政治与城乡关系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建伟老师以《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的党政关系——以“市党部”为中心(1928—1930)》,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北平确立统治初期,北平市党部与地方政府、军队的摩擦不断,形成“党部弱势、党员急进、党权虚拟”的局势,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党政双轨”的制度设计、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影响、市党部自身组织建设方面的缺陷等,此外从全国的层面来看,各地党部走向弱势都是不可逆的趋势。

中山大学历史系谢晓辉老师为我们带来报告《18世纪上半叶地方军事制度变革的探索:以傅鼐成法为例》,将视角转向湖南苗疆地区,关注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傅鼐通过在当地均田屯勇,用出自本地的经费,供养了一支可以离乡征伐并长期存在的全脱产职业性地方武装。这套均田屯勇体系,并非是一种权宜的地方防卫与安保体制,而是一套包括地方防卫、财政税收、教化、慈善等功能的地方管理体制,由此对后期湘军的建立提供了先例和借鉴,也使得当地成为湘勇等兵勇的重要兵源地。她强调我们在研究制度创制时,不可忽视边关实践经验的意义。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柳岳武老师以《“夷教”不宗:清代朝鲜人对清国喇嘛教的排斥——基于燕行使为中心的考察》为题,通过朝鲜来华使节对清国喇嘛教的考察、评价及拒绝三方面开展报告,认为朝鲜使节意在借助批评喇嘛教来表达和发泄对清国逼迫其臣服的不满,由此揭示出宋明以来朝鲜人思想层面上“自我中心”的形成和朝鲜由传统王国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变中的宗教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桂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慕华、北学与夷夏:北学派华夷观中的“中国”与清朝》,聚焦作为朝鲜实学思想重要代表的北学派,指出“北学中国”的提出通过解释朝鲜尚未进入中华,从而推动慕华的观念向实际行动转化,虽然北学派人士尚未将清朝真正视为华夏的代表,“迹”的观念却使得他们得以协调视清朝为夷狄与实际上学习清朝的紧张关系。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袁剑老师以《地缘身份、内部结构与复线历史——历时性视野下的中亚及其当代转型》为题,将视角转向广阔的中亚地区,对其地缘特性、历史发展、国家构成等方面做了深入阐述,强调当下中亚的古代和当代的叙述框架中存在一定的脱节,需要找到关联性,也需在研究中考虑到周边国家和大的文明体对该地区发展的影响。

最后,王建伟老师对全场讨论进行了简要总结,他提到本次会议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使得大家获益匪浅,不少学者的报告以政治史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近些年“回归政治史”的研究趋势,同时本次会议报告内容涉及的时间长、区域广,既有中心区域研究,也关注到边疆地区历史进程,同时也不乏有跳出传统角度,从他国视角反观中国的新成果出现,给大家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启发、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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