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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宾《对“中国边疆研究”概念的认识与界定》
编辑:历史文化学院    已读:163次    发布日期:2018-10-18

摘要:“中国边疆学”是对中国古今边疆为核心的诸问题予以系统性研究形成的学术领域或范畴,扩而伸展亦可谓之学科体系。将其作为特定对象进行研究,从边疆维度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今历史及呈现出居于世界东方之文明体的衍化与特点,具有其他维度不可替代又不可或缺的作用和价值。当下的“中国边疆学”的展开固然有思酌的现世性变量,然而这一研究对象内存的学术价值更是其成为体系予以关注的逻辑延展。这构成了本文对“中国边疆学”概念、界定与学科体系思考的着眼点。

一、“边疆”之成为关注的对象

从学术角度开始关注中国边疆并给予主动而有针对性的研究,应始于清朝建国后对中原周边如蒙古、新疆、青藏、云贵等内陆边鄙的开拓之时。以往的研究多将其视为西方势力东渐进入中国范围之后引发边疆危机的上升所致,这应属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直接产物。在这个认识范畴内,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遭受西方的冲击下走向了一条与传统王朝(通常被冠以“封建王朝”之称谓[1])迥然有别的道路,[2]即人们熟知的中国遭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与侵略,同时也不断掀起革命浪潮并最终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近代道路。[3]“边疆”之成为其中一个特定而重要的认知,正是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首当其冲的蚕食角色之承载而形成的,[4]它是“革命”范式认识的逻辑衍伸。郭丽萍的研究则将其推进至清朝建国后的扩展式举措之中,正是它,才引起人们的警觉性思考和观察。[5]这个说法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它是建立在以大一统为诉求的清朝周边拓展的框架之上的。而清朝的这个举措蕴含的意义,与传统中华王朝具有明显的差异,反而与西方的扩展性殖民帝国具有相近之处,[6]所以在欧立德看来,中华王朝只有到了清朝才具有帝国的性质。[7]尽管中外学界对包括清朝在内的中华王朝存有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不同的考察,将“边疆”这一自觉性的认识置放在清朝而非明朝或宋朝的场域之内,至少具有复合型王朝国家尤其地缘性的事实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依据。为何这么说呢?

清以前的历朝历代,对“边疆”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司马迁《史记》“四夷传”开其端、20世纪初叶《清史稿》“土司·藩部·属国”殿其后的所谓“正史”的系列编纂之中。这一系列关注的边疆,是从王朝的中心朝向周边外围所做的伸展性观察。“边疆”在这个视野里所呈现的意义就在于活跃其地的人群及其组织。由于记载者所代表的中原汉人自认为文化优胜且文明久远,就依据这个尺度去揣摩和评价周边各地的其他人群,于是“蛮夷戎狄”就成为与汉人对应的称谓被置于华夏文明“熏陶”和“教化”的客体地位,进而被形塑了中原“文明”与周边“野蛮”非对称的差序之格局,其边缘化的角色随着非汉系群体成为“教化”的对象而固定化了。这就是中原(汉人)与边疆(非汉人或胡系群体)二元格局的本质属性。[8]在这里,“边疆”首先意味着那些需要被“教化”和“驯养”的“四夷”,它因承载着这些人群的活动而具有了价值和意义;“边疆”与“四夷”相互配套成为了中原王朝的主导性观念并上升为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这就是所谓的“地缘性的事实基础”。

与此对应的是,清朝在中国王朝序列的演进之中,倘若从国体和政体的构造上考察,它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将它与其他王朝很清楚地区别开来:作为国家性质展现的国体,清朝核心权力的主宰者是东北地区的满洲(族)贵族集团,这一点与秦汉唐宋这些源自中原汉人的集团颇有差异,它虽则吸收汉、蒙古等其他族群的精英进入统治机构,但这些人并非属于核心的主宰者而是辅助的依从者(蒙古贵族与清朝宗室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在经营国家、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亦形成了满·中心—汉·辅佐的主辅性的政体架构。虽然有清260多年汉化或中原主体化的进程持续不停,然而直到清末推行“新政”之时,皇族政权的主宰仍延续了“满洲”的老套路,这亦为汉人革命党激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满民族革命提供了口实;虽然最终采纳“五族共和”模式开拓了民国,但清朝满族贵族集团“异质性”的特征,始终未能消解。这表明,清朝的国体与政体,的确在中华王朝的演进中装扮了一个独特却足以支撑一种类型的作用。用姚大力教授的概括,它是与“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对应的“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其目标是在一统化王朝国家的框架内追求相对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而后者目标则是采用汉文化以覆盖全部的国家版图。[9]这两种类型帝国之差异的核心,就是人群与地域构成的不同。传统中原王朝大体建立在汉人及其活动的农耕地带,儒家学说成为意识形态的中心表述;内亚边疆帝国则包括周边非汉人群体及其草原游牧等多种生计并与农耕相结合,其思想意识虽以儒学为宗旨构建,但含括的意义则更加广泛。易言之,前者的“单一”与后者的“复合”是这两种类型的根本区别。这种复合型帝国以往曾有魏特夫“渗透性”和“征服性”王朝话语的概括,[10]争议虽然不断,但就其观察这类王朝的基本特质而言,无疑是敏锐的。正是在这种复合型王朝的场景下,“边疆”被赋予了中原王朝核心之四周的人群以更大规模步入王朝控属的意涵,其游牧、半农半牧这些千里异域的广阔疆土亦随着“外族”的“编户齐民”而置身于王朝的版图之内;相比之下,中原传统的汉人为主的王朝,其“边疆”的承载,无论是异质性族群还是差异化的地域,均无法与之颉颃。这就是所谓的复合型王朝的“事实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依据。

然而正是在康雍乾诸朝经营并将古典帝国建构臻至完善之际,西方势力的介入亦将其民族国家的观念带入并对清帝国的持续构成了威胁。中国从此进入到这两个迥然有别的国体与政体的冲突、交织、碰撞而又融合的博弈之中。民族国家给予公民主人翁的权利、疆域的固定与明确的划分、国家在其间享有的法权治理与国际承认和尊重的主权,[11]这些在王朝帝国时代晦暗不明、真假难辨的要素经过现代性的转换逐渐变得清晰以致于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将传统“疆域”的性质改造得涤荡无存,“中国边疆学(研究)”亦因此注入了新的、鲜活的内容。这种新旧的冲突与变更,恰好贯穿于清朝的兴废之间;虽然1912年以后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仍旧持续,但新旧转替蕴藏的价值特别是其意义的凸显,足以证明清代内亚复合型帝国在形塑中华国家的现代转型矛盾与复杂、艰辛与波折之间展现出来的为未来开辟的道路中所发挥的作用之重要和功能之具备。[12]可以这么说,“中国边疆学”之引人注目,除了古典时期所谓“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王朝与“内亚边疆帝国”的相互交织与轮替之外,民族国家的建构则为其注入了与此前迥然有别的新型国家的要素从而具备了现代性特征,“边疆”的话语就是在古典的自述与现今的对话之中逐步成型的。建基于此,我就“中国边疆学”的概念和学科体系等问题略谈以下几点想法。

二、“中国边疆学”的概念与本质

“中国边疆学”的概念由内涵与外延组成。若加分析,大体有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本文讨论的“边疆学”是在中国王朝时代与民族国家的共和时代的范畴之内,即1949年以前上溯至先秦。为什么这样规范呢?“边疆”一词的前提应是地理疆域,人类群居之时虽有地理范围的观念,但不是本文“边疆”的含义;只有人群建立组织并依托高度成熟的政治体展开活动之时,[13]即人群被严密地组织在特定地区共同维系生产活动的架构之内,地域的观念才具有“疆界”的属性,疆域、疆界的边缘地带抑或“边疆”的观念才因此而萌生。就此而言,“边疆”是国家、王朝这类政治体直接衍化出来的产物。

其次,“中国边疆学”之分作王朝与民族国家两个阶段,这是就其时间而言的。从空间角度考量,如上所述,1911年以前的“边疆”是王朝国家地域的外层组织,它是王朝内外双重结构的组成要素之一;1911年以后的“边疆”则体现为国家整体的一个构成,它与内层(中原内地)没有轻重缓急之别,只有地理空间的远近含义。整体性而非内外有别的同构,是民族国家的特质,不论是人群还是地域,都处在同一的均质化范围内,这至少在理念上如此。这样的观念与王朝国家完全不同,差异之存在,是国家政治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此前的王朝分作内外二重并赋予价值之判断,此后的民族国家则消除了这个差别。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而传统国家,即我称之为‘阶级分化的社会’,在其内部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外部关系方面,均与现代社会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14]

第三,鉴于以上两项条件,我对“中国边疆学”概念的定义是:以研究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而形成的专门学问,它以王朝至民国阶段中国边缘地带的人群之间的活动、人群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及相邻问题为研讨的内容构建而成。

那么,“中国边疆学”概念的本质是什么呢?

“边疆”首先是疆域的构成部分。“疆域”又是什么?如前所述,疆域是人群活动依托的空间场所,[15]但这个“人群”是在国家这类政治体包裹下的人群,他被政治体所框限,他们活动的这个特定的空间场域也受制于此。[16]这表明,是国家政治体而不是人群决定了“疆域”的存在。如果没有国家,人群同样需要活动场所,但那属于人群生活的物质空间,为他们的生存所需,就像动物依靠特定的空间为自己生存和活动提供保障那样,这种空间属于它们生物性的领地,由此萌生的是“领地”意识。走向组织建设的人群活动所依凭的空间被国家政治体所圈定,它就被纳入到了国家的统辖之内,于是原本生物性的自然空间(领地)就被国家的政治性空间所取代。当国家这类政治体将它的统治权置于这一特定的空间场域之时,这个空间就变成了所谓的“疆域”(或国土)。[17]问题是,古典时期的王朝国家普遍具有向周边不断开拓以增进其统治权的意图和趋向(中国向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表达),[18]当它向周边伸展扩大王朝帝国统辖范围的时候,空间的内缘和外缘的观念随之而产生,“边疆”亦成为具体的行为过程了。[19]如此看来,“边疆”是国家拓展的结果(或产物),它表明的是国家政治体权益在空间布局上的维系,体现的是对“权益”的追求。

在这一方面,又可分成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两个不同的阶段。前者的权益主要体现在王朝属辖之下的内外两个层面,即上文所谓中原内层的核心区与四周外围的辅助区。因王朝由特定的统治集团以占据特定地区(通常作为核心根据地)为方式展开的武力夺权,以点带面地实现对全部地区的占领进而实施管理,[20]所以在全国的布局上便确立了以中原农耕地带为王朝安身立命的根基,周边外围则构成了其进一步强盛的条件。[21]二者之轻重缓急,从唐太宗君臣“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的议论中清晰地呈现出来,“深根固本”成为历朝建国之基础并深信不疑。[22]在这一维度之上,古典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对那些人群的控制上面。换言之,王朝国家之对边疆发生兴趣,重在人群,将他们如何控制住并施加统治权,是王朝拓展的直接目标。然而这些人群多被政治组织(譬如部落联盟、政权或王朝等)所包裹,对他们的控制实际上就表现为对他们所在的政治体的征服。这至少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拓边的主要动因。周边地带的广阔领土正是在与这些被政权包裹的人群统合进入王朝的博弈过程中兑变为“边疆”的。就此而言,古典王朝的边疆地带因人群而纳入,应是其基本趋势,然而周边人群与王朝关系的疏密不等则决定了“边疆”地域的模糊和不确定,这是我们理解王朝国家疆域尤其边缘地域的特质所在。

步入民族国家之后,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王朝国家对人群控制的欲望大于疆土成为其利益追求的核心,那么民族国家关注的核心利益则重在疆土而非人群(并非绝对),当然这里有一个不断转轨的过程,不妨可以这样表述:民族国家对周边的追求,从对人群的控制逐渐转移到对土地为主的资源的攫取上面,“边疆”由此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和价值。究其本源,土地作为资源的观念遽尔萌生,它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进而超越人群成为国家追寻的首要目标。为什么要转变呢?归根到底,是人群的大量增加导致人地关系的紧张,地域的宽阔被人群的无限制增长所抵消,土地作为资源从丰富变为紧缩,价值因此而飙升,这就是“权益”、“利益”出现的根本所在。另一因素是政治体性质转变的刺激。较之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对边疆的认识,无论是那些人群还是他们活动的地域,都是作为国家政体均质化整体建构的组成看待的,这就剔除了王朝时期内含的边缘、外层辅助的要素。我们不能说王朝国家没有这样的诉求,[23]事实上,古典时代众多且前后有别的王朝并非铁板一块,中国的历朝历代对此也有各自的需求而呈现显著的差异,但一体化、均衡化、均质化作为民族国家的根本诉求且臻至最大化,进而导致边疆(人群、地域)的边鄙属性丧失,则是古典王朝不具备的,也并非是它们的刻意追求。这也表明,在民族国家的意识里,“边疆”的传统意义已不复存在了。民族国家之所以大张旗鼓地鼓吹边疆的意义,除了弥补王朝国家“漠视”边疆所造成的空缺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边疆”内含的资源价值,于是,“权益”“利益”的追求,再次成为本文对之界定的验证。

三、“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构建之要点

明了“中国边疆学”的概念和本质属性之后,我再就其学术体系之构建谈两点想法。首先这一体系的重要性必须阐明。如同沃勒斯坦所说,学者的使命就在于明辨他(她)所研究对象的真实性,从研究中推导出一般原理,并将这些原理最终加以特别的应用。[24]出于对“中国边疆学”大量史事澄清的需要,对其承载的古今细节动态的把握,进行学理式概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前提则是概念的明确界定。正是这些构成了本文撰写的基本动机。但就其学科体系而言,需要学人之间彼此的不断摸索和讨论,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型,限于自己理解的有限或考虑的不周,我这里不做系统或全面性梳理,仅就自己的看法申述如下:

第一,“中国边疆学”思考的范式。

涉及“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其中思考范式的定位应当是重要内容。何以如此?这个体系之能建立,是当今的社会场域给予我们的。换言之,我们之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识之萌生,是在当下而非过去。对历史问题的思考通常从现实出发,它是人类思考当下问题的逻辑衍伸,克罗齐的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表述从这个角度讲有其道理;然而一旦涉及“历史”,它所具有的那个远离当下的特有时空场景也不能被随意地割断或强行地曲解,这就是悖论。如何调节二者的关系?是包括“中国边疆学”这类历史学科要解决的问题。假若不做学理层面的切割、澄清和分辨,就会古今混淆、中外不分,错乱丛生甚至谬误百出。假如我们讨论的这个“边疆”不做刻意的时空规范,就会落在当今国家政治体观念的解释框架之内。[25]因为它是人们熟悉的套路,人们的观察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这套体系是17世纪中叶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逐渐形成和规范的民族国家,它由欧洲传布到世界,中华帝国于清朝中叶以后不断受其制约,从王朝帝国以中华民族之建构为标识步入民族国家的行列。它以主权清晰、地域分明和公民群体组合而成为国家的构成要素,特点是权责分明,不留下“任何”模糊地带。[26]依托于此形成的边疆学学术体系亦需要内涵明确、外延精准而易于人们的讨论和研究,这是很自然的。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它的统辖权既明确又模糊、地域和人群的构成内外有别、内层相对固定外层变化无常等等特性,这使它与民族国家之差异明显甚至迥然有别。

这表明,“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与它研究的对象至少有两个判然有别的套路。我们若不加分别而采纳熟悉的思考方式进行讨论,就有可能分割和肢解我们不熟悉而又存在的那个套路及其所呈现的历史事实。所以对套路的认识和澄清,应当是讨论“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的逻辑前提和重要内容。事实上,如果能够从认识论的层面做清醒的分辨,[27]这种不同的套路非但是阻碍,反而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和逻辑两个维度去考察那个与我们所处时代完全不同的边疆和人群活动的特性。就此而言,本文开头涉及的中国边疆历史的阶段划分,大体可做如下考量:就时期而言,中国边疆学可分做前后两个阶段:以1911年为界,前期是王朝国家的边疆学,后期是民族国家的边疆学。前后两个时期的沿承接续并非由一个具体年代所能决定,它有一个渐变的转化过程;[28]从王朝边疆学向民族国家边疆学的转变,应始于清初随着统治力的扩展而进行的政治和学术的考察和研讨,西方势力东渐干扰并影响清朝的运作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边疆学的拓展,这一体系于1911年前后而成型。由于王朝时期边疆的模糊与“互为”(即夹处相邻王朝之间的地带归属不定)的特性,决定了边疆学的属性模糊,这一时段的“边疆学”可谓“自在”的边疆学;到了民族国家时段,“边疆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并予以刻意地强化,便进入了“自觉”的阶段。两个阶段,无论是边疆自身的事实,还是人们的判定,差异明显而迥然有别,思考的范式自应不同;如何区别对待并由此衍生的范式转换,应是理解“中国边疆学”学科必备的观察手段。[29]

第二,“中国边疆学”体系的学术(科)支撑。

考虑到这一体系形成与确立的学理依据,以“历史学是基础,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缘政治学等是支撑”这样的表述,应当是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法。为什么呢?边疆学的概念及其含括的内容多是历史发展与衍变塑造的,即使今日的“边疆”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若要以此为研究并构建体系,边疆的“历史”毫无疑问是钻探的中心,以此为研究方法和特质的学科,非历史学莫属。它从(广义)文献的角度为学者提供考察边疆的具体情节,以文献揭橥的史实为人们讨论边疆提供证据做依托,这正是其他学科据以研讨边疆学的立论基础。

历史地理学讨论边疆所发挥的作用,表现在“边疆”问题的地域化形象的清晰展现。边疆的本质是特定的地理范围,但它之成为讨论对象的基础则是活动其上的特定人群,这里的人群活动又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建设而显现出来。于是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人地关系亦成为“中国边疆学”讨论的对象。作为专门性的研究,历史地理学被赋予的角色非文献记载、历史研究所可替代,它之成为“中国边疆学”内容的价值就表现在这里。

考古学旨在通过对特定地区的文物遗存予以钻探和挖掘,揭示历史遗留的某个(些)物证的相貌,并与文献记载对应,进而弥补或增加文献所缺,提供更多的史事。它所揭橥的相貌更有真实性,因为那个相貌没有后人的添加补充或加工遮掩,是原貌的“真正”呈现。相比之下,文献承传需要后人不断补缀甚至修改,其中很可能增加了自己的意见和述说,不经意之间或不同程度地丢失了原貌。考古学提供现场真实的功能,堪属独一无二。

民族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研究的对象针对的是人群,这些人群生活在特定环境和场景之中,因积累了不同文化而形成了此一群体与彼一群体的差别,这些文化导致差异的人群被冠以专有名称彼此区隔,就是所谓不同的族群或族群共同体。边疆地区的人群正是这些异质性人群集中活跃的地带,民族学、人类学的介入势所必然。

如果说民族学、人类学多关注人群的活动与文化内涵的话,社会学则对人群活动的场域及其活动的框架、方式等外在的东西更感兴趣。人群自身固然重要,但他们的活动方式、依托的环境同样是了解人类特性不可或缺的尺度。人的结群所依托的组织结构伴随人群的活动而生长,国家、王朝这类组织架构的出现,是人群活动上升到新高度的展现。所谓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路程,政权组织的建构是重要的标志。“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起点就是国家政权组织的出现,正是它才使“边疆”具有意义;部落以前时代人地关系的舒缓并没有迫使人们一定要依托“边疆”而行事,虽然他们同样具有领土意识。对这些供人类活动的空间场域和组织架构进行专门性的研究,社会学有其系统而规范的方式和优长,采用这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边疆学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

地缘政治学讨论的核心,包括了政权建设的地理依托及其展开的活动方式。“中国边疆学”讨论的国家政治体的构成内容,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民族国家,虽然都依凭在特定地域进行运作,然而地缘政治学关注的核心不是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而是它与王朝或国家建构、运行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诸如它提供的条件、它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着王朝和国家等等,就此而言,地缘政治学本质上属于政治学,这个“地缘”也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它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等因素都是围绕政治体的建构与运作而展开,指向的是政治而非其他。这构成了该学科之基本特性。

由此,我们对“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特点可总结为:以历史学的研究为基础和旨向,结合与其相关的诸门学科做各自特有的专业式分辨和讨论,进而对中国边疆做专题、专门和整体性探索所形成的学术(学科)体系。(参考文献略)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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