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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民族研究的多元叙事——以历史学和民族学为中心》讲座纪要
编辑:历史文化学院    已读:111次    发布日期:2017-6-28

    2017年6月19日,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冯建勇老师在文东1105为研究生做了题为《抗战前后民族研究的多元叙事——以历史学和民族学为中心》的讲座,讲座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前言:本研究主要考察民国时期(尤其是1930—1940年代)民族研究的学术谱系。“一时代即有一时代之思想与学术”。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一度成为显学,为各派学者所借重,各种论著、专业杂志、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边疆研究在这一时期尤其是抗战以降所具有的社会实践性。1930年代以降,一方面边疆地区面临多重分裂危机,另一方面因抗战军兴、国府西迁,学术机构与学人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不得已避居西南、西北边疆地区,获得了相当珍贵的边疆民族研究材料,使得边疆研究在时人眼中呈现出独特的功利性价值。

    (二)背景性因素分析。晚清以降,受西潮之裹挟,民族主义、民族学,以及相关的人种学、人类学等思想学说,经由欧美或通过日本相继传入中国。随着“民族”概念的引入,自1910年代末期开始,“民族自决”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

当民族自决主义被移接至中国之初,一般的社会舆论、知识界精英更多地从它的积极方面着眼,期待以此主义摆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之现状,而对于它有可能会在中国本土生根后产生异化,显然没有过多地给予留意。

    (三)“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大讨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陶希圣、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在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文化建设》刊物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称:“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鉴于此,宣言提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四)抗战爆发与民族研究的蓬勃开展。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伴随着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抗日正面战场的节节退却,并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地处西南边陲之重庆,时人进一步认识到了边疆地区价值之所在。基于此,培养边疆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感,在谋求边疆民族社会和汉族社会之融合的同时,推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边疆开发运动,成为战时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议题。作为因应,一些边疆问题研究者以利用边疆、服务国家为目标,广泛地开展田野调查,开展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

    (五)结语。循着历史学、民族学界对“民族”词称的表述和民族问题的应对路径,我们能够大致观察到时人对边疆民族问题思考的逻辑。其时,研究者既要小心梳理,观照历史的话语体系,也要谨小慎微,回应现实的边疆问题,可谓异常的纠结复杂。其实,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一直处在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的无限张力中,无论学人还是政府一直尝试在两者间寻找微妙的平衡。总体来看,历史学与民族学的理论逻辑有很大不同:历史学家执拗于王朝、国家的视野,自上而下地叙述边疆社会和边疆民族;民族学家着重探讨“作为基本的人”的生物性、社会性,自下而上地叙述和解释边疆社会、边疆民族。亦正缘于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这就使得两者对民族词称和民族关系现状的认识有着云泥之别。

    讲完后,冯老师和研究生进行了愉悦的交流。最后此次讲座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事后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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